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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第2页）

余秋雨

十三

无来信，只回答一篇发表了几十遍的文章。

xx先生：您好!

最近，在上海一家杂志上又读到了您写我和妻子的那篇文章。

这篇文章，仅就我注意所及，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大概至少已经发表几十遍了吧?

您的文章写了一些生活琐事，全为我们说好话，口气十分善意，这是应该感谢的。

但这些事，我们作为当事人怎么有很大一部分都不知道呢?有的虽有影子却又大相径庭，读了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估计你是道听途说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写出来的。

据上海另一家杂志的编辑告诉我，他们也收到了您的这篇稿子，曾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向您核实材料的来源，您说是在某个城市的大街上遇到我，我站在路边对您说的，而且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请您同时发表。

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当然我也不排斥您遇到了一个骗子或精神病患者的可能，而他的外貌又与照片上的&ot;我&ot;非常相像。

不管怎么说，xx先生，说好话也要讲究真实。

不真实的好话与不真实的坏话，在社会功能上是一样的。

我们国家，长期注重是非判断、好坏判断，而轻视真伪判断，其实，真伪判断是一切的基础。

真伪的界限不确定，是非界限和好坏界限就很不可靠。

这一点，我非常希望能成为我国正派传媒和撰稿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对于被说的人而言，也不能老是对&ot;坏话&ot;发火，时间一长终究会明白，不真实的好话会给自己和社会导致严重的恶果，有时虽然是小事也会打开自轻自贱的裂口。

例如几年前我曾看到一份材料，说我早年的几部学术著作产生过国际影响，问其理由，说是我国一个戏剧代表团曾把这几部著作当作主要礼品赠送给欧洲某协会。

但我这几部著作并没有翻译成外文，也根本不是人家点名索要的，只是代表团一时找不到合适礼品，胡乱赠送罢了，外国人连翻都不会去翻一下，谈得上什么国际影响?我当即要求把这样的&ot;不真实的好话&ot;改掉，因为这种吹嘘反而会让人家轻视我们，效果比骂我还坏。

这就像在原先光洁的脸面上突然生出来一个大水泡，把真实的容貌破坏了。

这个水泡可能很亮，但我们的脸宁肯丑一点，也不要它。

而且，从整体而言，大量不真实的传递只能加剧文化信号的无序和错乱，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吃的亏已经够多的了。

另一个问题是，即便所写全部属实，有没有必要把某对夫妻的生活琐事几十遍地发表，去浪费读者那么多时间?即便是稍稍出了一点名的文化人，他们可以面对社会的是他们的专业成绩，而不是其它。

我能给予社会的是文化思考和散文作品，我妻子能给予社会的是表演艺术，至于我们的私事，就未必比千家万户都有的私事更有价值。

一个人有了一点专业成绩如果就想换得别人对自己更大生活领域的关注，在我看来是一种忘乎所以的矫情，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就很难再过得真实而平静。

由此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期，世事繁杂，广大民众的集体注意力十分值得珍惜，而我们的媒体空间又不是很大，如果再让它们浪费在平庸的泥淖中，于心何忍?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忙去摹仿海外那些闲得发慌的小报，因为我们现在还很难伪装悠闲。

且不说国计民生的种种大难题，即便是文明素质的消长、文化生态的进退，都还没有腾出篇幅来细细商量，怎么舍得花那么多白纸黑字去让大家关心&ot;张家长、李家短&ot;的啰嗦事?我这些年对报刊间不少与自己有关的谣传和攻击一概不予辩驳，就是生怕浪费广大读者珍贵的注意力。

试想，自己家里有点噪音还怕干扰隔壁邻居呢，哪里忍心拿着与人家毫无干系的琐事，却频频叩击他们本来就不轻松的神经?

我和妻子虽然都不认识您，但从文章中看出您的善意，估计能听得进我们的劝告，所以写了这封信。

冒犯了。

即颂笔安

余秋雨

十四

来信

余教授：

日前在报上读到著名记者朱伟伦先生有关你在西安两场学术演讲的报道，朱先生说这是他平生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讲。

我和同学们还年轻，没有资格说&ot;平生&ot;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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