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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2页）

也许电视能使她轻松一点，但她认为如果没有舞台剧的良好基础，电视对戏曲的帮助有可能适得其反，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

因此，她有意减少了对电视的轻率参与，来维护舞台的最后一点尊严;

也许她可以听取某些劝告，通过上层活动来改变自己的艰辛处境。

但她完全不会处理这一套，觉得参加一次应酬比多演三场戏还累，而且坚信艺术的实际成果与上层关系是两回事。

‐‐这一切，就决定了她这些年来的基本生态。

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因此可以毫无偏心地断言：在目前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中，她无疑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

那些有可观报酬的演唱活动被她一一拒绝，理由总是说没有时间。

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带着剧院演出，厂矿企业、油田码头都去，连县城也不拒绝，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划创作新剧目，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当时任国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占祥先生同时被交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高部长告诉我，前几年中国艺术节在甘肃兰州举行最轰动的剧目就是黄梅戏《红楼梦》，轰动得无法停演。

她的身体累垮了，白天在医院输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这种精神把当地的观众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真让安徽人在大西北占尽了风光。

回来我问她，还记得兰州的事吗?她说记得，那里医院的医生护士，天天熬了很多鸡汤、稀饭送来，房间里全是水果、鲜花……

&ot;当时通电话为什么没说天天在输液?&ot;我生气地问。

&ot;我边输液边给你打电话，你感觉不到?这是测试你的敏感度。

&ot;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观众是凭着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的频率来衡定一个演员的工作量的。

近几年一个谣言在少数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传开：为什么在电视上很少见到她?一定是拒绝演出，跟着丈夫到上海过清闲日子去了!于是一片愤怒。

一位艺术界的同行在一个有各行各业的人参加的会议上听到两位不认识的女士在大声宣讲：&ot;她不为我们演戏，我们要求上级，什么荣誉也不给她!给别人!&ot;

这个消息传来时，她正从基层演出十几天归来，颈椎和腰椎疼得实在受不住，扒在床边上，让头从床沿上垂下来，长长的头发泻到地板上。

我看不到她的脸，她一直不说话，我想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委屈的人，这下一定感到委屈了。

也许她在流泪?我走近前去。

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说了半句：&ot;我们家乡啊‐‐&ot;没再说下去。

&ot;我们家乡啊‐‐&ot;这个句式、我曾从汪道涵先生那里听到过。

汪老也是同乡人，那天正与我们夫妻聊天。

&ot;我们家乡啊，历来是热衷内耗、自相猜忌，只要出色一点就会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变得生龙活虎。

&ot;这是汪老的话。

我是一个研究群体文化心理的人，从妻子的境遇，更懂得了汪老的话。

她没有进人权力结构，只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人指责过她在人品上有什么毛病，对她的意见永远只有一条：不容易看到她的舞台演出。

但是哄传这个意见的任何人都没有统计过她的工作量，更没有把她的工作量在全国范围内对比，只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结果，居然活生生把一个最辛劳的人谣传成懒人，而巳还百口莫辩。

她从来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声辩，在实在气忿的时候，最重的一句话也无非是：&ot;真想换个地方。

&ot;

北京一个重要的文艺团体几年来一直等着把她调过去。

上海市的一位领导曾几次与我商量，能不能成立一个以她命名、由她领衔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剧团。

全国各地喜欢她艺术的企业家们的想法，就更多了。

一位广受尊敬的老大姐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她：&ot;文化是不分地域的，你还年轻，何苦成为某种不良心理气氛的牺牲品?&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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