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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1页）

：昆明地处西南，距前线较远，且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

更重要的战略意义还在于，一旦内陆全部被日军攻占、封锁，还可通过滇越铁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为民族复兴保存最后一批文化种子。

时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闻知，表示出极大热情。

但此人属于独霸一方的军阀，号称云南王，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被蒋视为脑后长有反骨，需日夜提防的三国时代魏延一类的人物（南按：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因而，对于这一方案，尚不算糊涂且深谙官场规则的王世杰与教育部官僚均不敢定夺。

蒋梦麟于焦急中径直赴武汉面见蒋介石陈述，但不便向车胎上扎针‐‐泄气，直白地说一旦武汉弃守之类的丧气话，只说昆明可通安南直达海外等等，蒋介石心知肚明。

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1938年1月上旬得到最高当局批准。

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第43次常委会作出即日开始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议。

规定全体师生于3月15日前在昆明报到，同时通过了一系列迁校的具体办法，组建了由蒋梦麟为主任的昆明办事处。

2月15日，蒋梦麟飞赴昆明，主持建校事宜。

就在临时大学高层人物蒋梦麟等来回奔波商讨迁校之际，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几名常务委员，也在紧急磋商进退办法。

此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已转往香港，傅斯年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

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中，中研院在长沙几名委员的讨论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要流落何处更为有益。

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所内主要人员开会，商量本所的去留问题。

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激烈争论，尽管未能最终确定目标，但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就是许多年后石璋如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ldo;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

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仁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

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

&rdo;[18]

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交付主任李济处，尔后再谈个人去留问题。

经过几天的紧张忙碌，所有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它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至于茫无端绪。

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集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

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

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级委员，各自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李、董、梁&ldo;三巨头&rdo;无法脱身，史语所考古组的&ldo;十大金刚&rdo;却要各奔东西了。

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乡尚未沦陷，表示乐意回去。

老二石璋如是河南偃师人，当时洛阳一带还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偃师属于尚未沦陷的洛阳地区之一部分，因此石璋如也要回家乡暂住。

老三李光宇是河北人，家乡那个偏僻村落虽没进驻日本鬼子，但他一直负责管理三组的出土器物，因而不能走。

老四刘燿（尹达）是河南滑县人，家乡已经沦陷，他自己表示要投笔从戎，奔赴延安投奔共产党抗日。

对于这一抉择，众人觉得中央政府领导的国军就在眼前，与整个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武汉大会战即将打响，而刘氏却弃而不投，偏要远离血与火交织的正面战场，越长江，跨黄河，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到后面的山沟里来一个&ldo;敌进我退，敌跑我追&rdo;的游击式抗日，颇有些不可理喻和过于&ldo;圆滑&rdo;，并担心这种&ldo;游击&rdo;会不会变成介公所说的&ldo;游而不击&rdo;。

但想到人各有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就不再理会，随他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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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十大金刚&rdo;中的老五尹焕章在安阳发掘之后，被河南古迹研究会留下来帮忙，压根没到长沙，也就不存在走与留的问题了。

老六祁延霈是山东人，家乡已沦陷，家人已流亡到重庆，他决定到重庆寻找亲人。

老七胡福林（厚宣）是河北人，家乡属于最早沦陷的一批，两眼茫茫已无退路，到前线战场跟鬼子真刀真枪地拼几个回合，来个刺刀见红，胡氏既没有胆量，又不情愿到沙场送死，只好表示跟着所走。

老八王湘是河南南阳人，家乡尚未沦陷，但他年轻气盛，好勇斗狠，属于典型的愤青一族，平时经常与流落到长沙的大学生在茶馆酒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发表一些&ldo;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众人皆醉我独醒&rdo;之类惊世骇俗的豪言壮语。

当时长沙临时大学曾布告学生，凡愿服务于国防机关者，得请保留学籍，并得由学校介绍，张伯苓还担任了临时大学的军训队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队长。

据蒋梦麟在他的自传《西潮与新潮》中说，有了这一战时规定，临时大学共有350名以上的学生满腔热血投笔从戎，或参加了各种战时机构（南按：北大校史记载共295人）。

‐‐这是后来西南联大学生大批参军的先声，也是这些青年学子们人生悲剧的开端。

王湘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决定跟随临时大学的学生到前线参加抗战，与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上几个回合，来一个&ldo;我以我血荐轩辕&rdo;或&ldo;头颅掷处血斑斑&rdo;。

既然王湘本人有这份热血与激情，乐意提着脑袋在战场上抵挡日军的指挥刀，其他人只能以&ldo;很好，不错，是个站着尿的&rdo;等等话语表示赞许，并未挽留，一样地随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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