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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人民公社时期说起来很重要实际上根本不当东西的牛，重新成了农民的命根。

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

90年代以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农民对种地失去了热情，年轻力壮的人，大都跑出去打工挣钱，村子里的土地，多被大户承包，再加上小型农业机械的普及，林果的增加和粮田的减少，牛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逐渐成为历。

现在农民养牛的目的，基本上是养肥了卖肉，社会的商品化，改变了牛的历史地位，农民与牛的感情也发生了重大的变。

过去，人们常常诅咒那些杀牛的人，说他们死后不得好报，现在，杀牛跟杀猪一样，成了司空见惯之。

这个时期，我们的文学也失去了它的神圣和尊严，文学创作，也正在变成一种商品生。

我马马虎虎地感到，几十年来，牛的遭遇与文学的遭遇很是相似，农民的养牛史，活像一部当代文学。

我估计会有很多人反对我的研究成果，太下里巴人了嘛!我也想阳春白雪，但学不会，只能是什么人说什么。

最后，我想说，搞文学的同志们，不要悲观，更不要绝望，科学无论如何发达，农民无论怎样变化，为了耕田而被饲养的牛还是会存在的，因此纯粹的文学还是会存在。

我想《小说月报》之所以奖励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这篇小说写得有多么好，他们奖励的是我这种为了耕田才养牛的精。

中国作家在国外的所谓演讲，其实多半是自欺欺人。

一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学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能来十人听讲（其中多半还是自己的同胞），已经很不错，有时候来上人，你如果还想拿出事先写好的讲稿读一遍，那离精神病也就不远。

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进饭馆，喝着吃着，该说点什么就说点什。

二是中国作家中，就我所熟悉的范围内，给他一个题目立即就能出口成章、言之成理的很少，多半是满嘴拌蒜，把那些说了多少遍的陈词滥调再重复一遍而。

真正的演讲，绝对不能捧着稿子念，应该像列宁那样，把双手解放出来，把头抬起来，用眼睛和脸上丰富的表情和大庭里的广众进行交。

要挥手，叉腰，身体往前探出去，然后再仰起来，要不时地在台上走动，要仿佛是表演，但又没有半点的表演痕迹；要让你的语言像水一样流出来，像火焰一样喷出来，而不是像牙膏一样挤出。

不能有病句，不能嗦，更不能为了哗众取宠而胡言乱。

要让你语言的内在逻辑力量像万能的触角把听众牢牢地钳住，又不陷入空洞的三段论陷。

但世界上只有一个列宁，他生了一个硕大的脑袋，脑浆也比常人重几十。

他有钢铁般的意志，有惊人的记忆力，有丰富的学识和天然的逻辑，他往台子上一站，听众（也是观众）立即就被催眠。

列宁，请想想他那模样吧，那是真正的奇人异相，是真正的天。

想学他？怎么可能？公鸡想学老鹰，尽管也能勉强地飞起来，翅膀单薄，屁股下沉，那个狼狈劲儿，还不如说是挣。

我辈在国外的所谓演讲，就像公鸡学飞，飞起来也是一景，但实在是惨不忍。

通过这事我想到，许多事情是学不会也不能学。

风流不能学，是大才子自风流；不是风流种子学风流，那是自取灭。

贵族姿态不能学，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定在败家之后，家中只余一个老家人侍候，每天早晨还是要胸挂洁白的餐巾，正襟危坐，左手执叉，右手执刀，切割着桌子上的窝头和咸菜，往嘴里。

暴发户爱镶金牙，土包子好炫名。

一个作家外边穿了一条名牌裤子，里边穿了一条名牌裤衩，生怕人家看不到，心中难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将一块白布fèng在屁股上，上边写着：内穿名牌裤衩一条，价值三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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