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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2页）

丰富了一下，把人划分为圣人、君子、愚人和小人。

司马光选择的标准是：“上得乎圣人，其次为君子，下次为愚人，终不可为小人。

小人恃才，犹虎之生翼。”

一方面说智伯“才胜德也”

导致灭亡，一方面又说“小人恃才，犹虎之生翼”

，体系一片混乱。

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圣人、君子就应当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愚人、小人则应该永世不得翻身，可是整部《资治通鉴》所讲的事实，好像和他说的满拧。

道德的感召代替不了利益的驱动，道德的评价也代替不了历史的评价。

中国人始终讲德才皆备，但是在所谓崇尚道德的社会，司马光也认为其实往往是“重才轻德”

的。

因为“有德者人敬之，有才者人爱之，敬则易疏，爱者易亲”

，所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

司马光担心才华的光芒掩饰了德行，所以，警告他的读者说：“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多才有余而德不足。”

“德才皆备”

从来只是一条传播广泛的广告语。

中国有的是“有德者居之”

的庸人政治，更多的是奸佞嚣张的小人政治，所谓“德才皆备”

的良好政治几乎没有，有也极少。

两千多年，中国没有成功的政治，宣告了所谓“德才皆备”

的失败，也宣告了“君子小人说”

在实践中的无用。

刺客豫让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智伯亡）三家分智氏之田。

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

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

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

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为报仇，真义士也。

吾谨避之耳。”

乃舍之。

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

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

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

豫让曰：“不可！

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

凡吾所为者，极难耳。

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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