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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第2页）

只是以前有杜月笙、虞洽卿在，声光不免被掩而已。

周佛海根据上海商界巨子的反应，决定请闻兰亭出山。

他是茹素念佛的，周佛海特地精治了一席素筵，而且请了好些有名的&rdo;居士&rdo;作陪，提出要求，用&rdo;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rdo;这句话作个敦劝的总讲；闻兰亭慨诺不辞，不过他有个附带条件，要请两个人帮他的忙，至少也得是两个之中的一个。

一个就是刚由香港回上海的林康侯。

他是上海本地人，进过学，即是一名秀才，前清末年，做过南洋公学小学部的校长，以后又参加《上海时报》，做过主笔。

平时各省都在提倡自办铁路，林康侯与当时一班立宪派的名流，创办苏州铁路，又跟&rdo;梁财神&rdo;‐‐梁士诒组织新华储蓄银行，自此弃儒习贾，在交通金融事业上，有过一番作为。

民国17年开始，林康侯一直担任上海银行公会的秘书长，金融巨子，无一不熟，而且做事任劳任怨，不矜不伐。

有此两项长处，闻兰亭觉得他是最理想的助手。

再一个是大陆银行的叶扶霄，与闻兰亭的交情极好；但交情是交情，做人是做人，叶扶霄不愿淌浑水。

所以最后是林康侯经不住各方劝驾，觉得盛情难却，做了&rdo;商统会&rdo;的秘书长。

秘书长有了，便须物色所属的5个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米粮统制委员会。

闻兰亭与林康侯，不约而同地都看中了一个人。

此人叫袁履登，籍隶浙江宁波，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一届的毕业生，除了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以外，一直担任公职，并有两个头衔，一个是纳税华人会的理事，仿佛民意代表；一个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籍董事，对于公共租界的设施，是有发言权的。

这两个公职，造成了他在上海滩上的特殊地位。

加以为人和平敦厚，乐于助人，所以声望很高。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当然要改组，英美籍的董事，一律送入集中营；原来的日籍董事冈崎，成为总董；袁履登也水涨船高，被推为副总董，但权力却反不如前，因为工部局的董事会已经有名无实，难得开会，就开会亦只是听冈崎一个人大放厥词，根本无他人置喙的余地。

袁履登之出任米粮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自须先谋之于冈崎；同时提出条件，必须按起配给&rdo;户口米&rdo;。

冈崎表示，这个条件他也同意，然而无法作主，要取得&rdo;登部队&rdo;的许诺。

冈崎又提出一个要求，想请袁履登出任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彻底清查上海的户口。

这件事与食米配给有密切关系；袁履登是无法推辞的。

不过，趁此机会，却可以提出一个条件，不得再有封锁的情事发生。

原来当日军刚入租界时，常有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或者只是激于义愤的爱国情绪，每每伏击&rdo;皇军&rdo;及汉奸，只要某一地区发生暗杀事件，预先安设好的警铃一响，日本宪兵立即出动，用麻绳圈出事地点四周，成为局部封锁地区。

真所谓&rdo;画地为牢&rdo;，在&rdo;牢&rdo;中的住户商品，不准有人外出；路人则在原地停止，听候检查&rdo;良民证&rdo;。

无辜被捕的不知凡几；幸而通过检查的，也并不能立刻恢复自由；对锁自几小时至几星期不定，甚至&rdo;真凶&rdo;既获，犹不解除封锁。

这是从纳粹那里学来的残酷的惩罚手段；目的是要使得爱国志士，想到一出了事，便会连累无辜、同胞，饱受失却行动自由，以及生活必需品无从补给的痛苦，因而踟蹰罢手。

袁履登所提出的两个条件，日本军方自非允许不可；因为他们亦已看出来，中国人适应环境的本事最大，任何高压手段，只有引其中国人更多的痛恨，更坚持不屈，恰好与他们希望软化中国人的目标，背道而驰。

倒不如略为宽大处理，反可以省却许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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