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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章（第2页）

在科技革命和世界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条件下，按官名录任职的原则竞争不过职业内行和效率原则。

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机制不再像以前那样受指令性计划支配。

党在苏联是社会机动的唯一渠道、社会成功的极其重要的条件，因此吸纳了各种不同政治观点和思想信念的人，只是表面看上去牢不可破地磐石般团结一致。

事实上这是不同政治意识形态集团（从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到隐瞒自己观点的反共分子）的大杂烩。

悲剧性的矛盾是，我们背负着&ldo;苏共国家&rdo;这份逝去的历史时代的遗产就无法前进，无法发展，但是抛开它，则意味着我国及其社会由于失控危机和党机关中保守和&ldo;疯狂&rdo;（反动）分子的反抗而有失去稳定的风险。

解决这一重大矛盾的可行办法是，由党的领导人主动分裂苏共并在其基础上组成社会民主党类型的党。

一旦分裂，大多数党员（与其政治观点无关）及强大组织的主要资源将与领导人在一起。

苏联共产党中根深蒂固的群众追随领袖的传统，将在这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1991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正是这一思想成为政治路线的基础。

但是八月叛乱埋葬了这一思想和新的联盟条约。

共产党高层中保留强大的保守派，导致我国政治领导人往往在对迫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作出决策时行动迟缓。

正如改革史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苏联总统是一件大事。

按照流行的观点，要是米&iddot;戈尔巴乔夫是通过全民投票当选的（当时很少有人对他能取得胜利产生怀疑），那么在1991年决定性时刻，他的权力的高度合法性可以使他对力图消灭苏联的势力采取更坚决的步骤。

可以归之为未实现的行政管理方面可能性的是，对在政治进程中为保持社会稳定必须严格遵守法制注意不够。

其后果表现在从1988年苏姆盖特屠杀开始的许多族际冲突过程中。

当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追究和惩处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解散非法武装组织。

戈尔巴乔夫认为在我国改革进程中绝对不容许发生流血事件，他的这种道德高尚的立场被人视为中央政权未能及时在法律框架内行使强力的软弱表现。

削弱国家对遵守法纪的监督也产生了同样严重的后果。

民主运动中冒险主义一翼向公众头脑中灌输一个观点：俄罗斯和苏联合而为一的国家是民主进步的敌人。

因此形成了违法成为家常便饭的形势，而黑手党团伙开始在经济中得势，他们并不关心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而是关心通过犯罪手段瓜分国家财产。

《奔向自由》第三部分改革的历史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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