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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1页）

上述政治力量在八月叛乱期间的斗争尤为激烈，当时在3天时间内发生了三次重要的历史转折。

第一次转折是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代表的保守派实施的，他们在首都组织了政权交替并宣布苏联总统米&iddot;谢&iddot;戈尔巴乔夫为无行为能力的人；为此所有民主力量都作出了回答，他们不愿意回到改革前时代，他们制止了叛乱分子，把总统从&ldo;福罗斯囚禁地&rdo;解救出来；最后，第三次历史转折出现于聚集在鲍里斯&iddot;叶利钦周围的激进民主派的幕后活动中，叶利钦在叛乱期间转而将联盟政权的国家主要机构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从福罗斯返回的米哈伊尔&iddot;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专门发布指令收回政权和对国家的控制。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当代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诠释（5）

这一缺乏研究的社会生活时期，实际上是苏联联盟总统和俄罗斯总统两个政权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各共和国与中央的斗争急剧激化，各共和国开始公开脱离中央（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未经批准退出联盟，乌克兰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俄罗斯总统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拖延通过他们已草签的联盟条约，等等），结果米&iddot;谢&iddot;戈尔巴乔夫旨在保存联盟的不懈努力没有达到目的。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和苏联历史的最后一个时期以联盟的解体而结束，三个共和国的总统‐‐俄罗斯的叶利钦、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中依照双边协议实施了这一解体行动。

这三个人的名字成了一个曾经决定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国家的解体和许多民族的悲剧的象征。

在我们看来，联盟的解体和改革的中断是两支对立的政治力量‐‐保守派和新自由派‐‐共同行动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两支力量在俄罗斯议会联手投票赞成批准别洛韦日协定。

结果在几百名俄罗斯议员中投&ldo;反对票&rdo;的只有区区几人。

这样一来，改革就以联盟的解体即以那个应当改革的客体的消失而告结束。

1991年12月25日米&iddot;谢&iddot;戈尔巴乔夫关于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著名电视讲话对这一时刻的记录准确到了分钟。

我想强调指出，这里我们说的是改革结束的纯形式的时刻。

在这一时刻的范围之外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思想政治影响仍然存在，在我看来，在改革的战略‐‐在俄罗斯建立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影响将保持其现实意义。

改革和后改革。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

认为改革与后改革时期完全一致，也许是关于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最不正确的说法，这一说法还认为，鲍里斯&iddot;叶利钦继续和发展了米哈伊尔&iddot;戈尔巴乔夫开始的事业，最执著地坚持这一观点的是历史学博士伊戈尔&iddot;弗罗扬诺夫，他鼓吹关于改革者的阴谋论，认为&ldo;叶利钦走的是戈尔巴乔夫指出的道路&rdo;。

［31］

这样不加区分地把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相提并论的观点，使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变成了完全的消极过程，认为这个过程没有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去职而结束，还在继续，并必然会变成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政治，由此将产生种种破坏性的社会经济后果：人的生活水平空前下降，社会分化为少数极富有的人和多数贫困的穷人，犯罪和流浪儿童增加，等等。

然而每一个意识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在米哈伊尔&iddot;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鲍里斯&iddot;叶利钦的后改革之间，实际上存在重要的质的区别，这两位政治活动家的本质区别也同样多。

例如，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者从来没有把在国内建立资本主义或效仿美国的社会运转模式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们力图（尤其是在改革的前几年）发现和揭示&ldo;社会主义制度&rdo;的民主&ldo;潜力&rdo;，并为其补充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而对于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西欧各国来说，市场经济是最有代表性的。

鲍里斯&iddot;叶利钦的追随者则相反，他们在叛乱发生很久以前就通过自己的领袖声称：&ldo;俄罗斯作出了自己的最后选择，它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它也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要走美利坚合众国所走过的文明道路。

&rdo;［32］

事实已经多次证明，&ldo;之后&rdo;不等于&ldo;因此&rdo;。

叶利钦‐盖达尔的激进改革时期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继续，而是对这一改革的否定‐‐不仅从社会政治内容来看，而且从社会改革的方法来看均是如此。

不应当忘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策划和实施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一点直到最近戈尔巴乔夫还在不停地讲［33］，至于说叶利钦的&ldo;激进改革&rdo;，那是为了那些在八月叛乱失败和苏联被&ldo;别洛韦日的老板们&rdo;解散之后取得政权的民族和集团的狭隘利益而进行的。

改革和后改革之间在社会关系改革的方法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别。

例如，改革者顺应1991年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极力避免使用极端的首先是强力的手段解决遗留问题，特别是社会和民族关系领域的问题。

而集结在鲍里斯&iddot;叶利钦周围的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拥护者则相反，他们无视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采取了许多极端行动，包括强力行动，这样的冒险行动有：搞垮联盟，提出和推行&ldo;休克疗法&rdo;和发放私有化债券的&ldo;私有化&rdo;，攻打白宫，发动车臣战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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