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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2页）

&rdo;这里所说的&ldo;魄力&rdo;、&ldo;气魄&rdo;，当然已经不限于艺术，而涉及了文化精神。

这位虽不专门治史却对历史有透彻理解的思想家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时往往多有悲凉感慨，然而他对于西汉时期民族精神之所谓&ldo;豁达闳大之风&rdo;的深情赞赏，却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总结当时人的历史创造时说：&ldo;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

&rdo;古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汉锦织文&ldo;登高明望四海&rdo;，正反映了这一时期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的胸襟，而积极进取的意向，也得到生动鲜明的体现。

&ldo;登高明望四海&rdo;表现出的立高怀远的文化精神，是汉代文明繁荣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史历程中我们至今可以引以为自豪的闪光点。

鲁迅所谓&ldo;闳放&rdo;和&ldo;雄大&rdo;，既可以看作对&ldo;取材异域&rdo;且&ldo;自出新裁&rdo;收获最为突出的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

当时的汉人，比后来一些时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

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在当时似乎还并不很明显。

有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

《太平御览》卷七七四引《汉武故事》记录了著名的颜驷事迹：汉武帝有一天乘辇来到郎署，看到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ldo;老郎&rdo;。

汉武帝问：&ldo;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rdo;回答说：&ldo;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以文帝时为郎。

&rdo;汉武帝诧异这位在自己祖父当政时就已经作了&ldo;郎&rdo;的颜驷，何以始终未得提升，又问道：&ldo;何其不遇也？&rdo;颜驷答道：&ldo;文帝好文，而臣好武。

景帝好老，臣尚少。

陛下好少，而臣已老。

是以三世不遇。

&rdo;汉武帝时代&ldo;好少&rdo;，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也是适宜的。

有人在谈到汉武帝的时候说：&ldo;汉武帝所有的事都&lso;愣&rso;，都过度，荷尔蒙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

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

&rdo;这样的评断，不免简单化绝对化之嫌。

专制帝王&ldo;做事&rdo;，自然大都是&ldo;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rdo;。

然而进行跨时代的历史比较，以汉武帝和宋代以后的历史时期对照，所谓&ldo;愣&rdo;，所谓&ldo;过度&rdo;，所谓&ldo;旺盛&rdo;以及&ldo;人性&rdo;&ldo;张扬&rdo;等等，是汉武帝的个性特征，同时可能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共同的特征。

当时虽然是在专制制度之下，依然有不少敢想敢说敢作的人，他们的心理，并没有完全被臣民的奴性所锁锢。

侠风的盛起，就是这种精神倾向的社会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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