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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2页）

1929年，李济（左）和董作宾（右）在安阳压道车上杨树达的记述有个不太为外界所知的插曲，即1927年郭沫若因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公开向蒋开骂而遭国民政府通缉，亡命日本。

在日本蜗居的小黑屋里，郭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一文，并读到董氏对甲骨文中&ldo;某日卜某贞某事&rdo;的释解，神情大振，当即惊叹曰：&ldo;近时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rdo;等等。

未几，郭写信向史语所的李济和董作宾索要资料。

尽管李、董二人深知郭是当朝通缉的&ldo;钦犯&rdo;，考虑到此人在如此环境中还在坚持搞学术研究，实属不易，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施以援手。

在得到傅斯年同意后，李、董二人把尚未发表的著名的大龟四版资料借给郭氏参考。

董作宾还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不能对外发表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并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在文章的后记中以弥补的意味吹捧道：&ldo;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

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开殷墟发掘之新纪元。

&rdo;接下来继续鼓吹道：&ldo;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

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如此快事，几令人直欲拍案叫绝……&rdo;

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ldo;新获卜辞&rdo;墨拓就用了22版之多，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ldo;他凭什么?&rdo;并要诉诸法律云云。

后因李济阻止而不了了之。

但傅斯年仍认为这是他们没齿难忘的大&ldo;失策&rdo;，因而&ldo;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rdo;。

这便是当年郭董交往的缘起，二人的交情由此建立。

二十几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杨树达接看郭沫若信时，这位与毛泽东私谊甚笃且不断书信往来的杨老先生大概尚未意识到，既然董作宾已流亡台海孤岛&ldo;殉葬&rdo;，&ldo;大龟四版&rdo;已用之完毕，&ldo;鸿蒙&rdo;已被凿破，眼下已是江山易主，&ldo;拍案叫绝&rdo;的时代已成过去，历史的进程自然要换作&ldo;拍案叫骂&rdo;的时代了。

深受辩证唯物论精神启蒙，并&ldo;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rdo;，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的郭鼎堂君，焉能不成为&ldo;妙人&rdo;哉?

国共两党分别控制台湾与大陆之后，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渐趋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开始写一些回忆与总结性文章，而大陆知识界在连绵的政治风暴中，也在鸿篇巨制地书写思想汇报与政治检查。

二者的不同正如美籍华人史家唐德刚所言：&ldo;台湾学者是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大陆学界则是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

&rdo;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曾痛心疾首地检讨并宣布说，&ldo;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

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

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时候很模糊&rdo;，应该全部烧掉。

最后，郭氏&ldo;很惭愧&rdo;地说：&ldo;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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