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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2页）

再后来，李、丁二人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所长，名噪一时。

为时局所迫，向来不太喜欢谈论政治的陶孟和也开始涉足政治，发表言论。

1920年8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王征、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ldo;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

&rdo;因而，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清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

如果没有养成&ldo;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rdo;。

胡适与丁文江相识，是由陶孟和介绍，从此丁成了胡适最好的朋友之一。

1922年5月初，胡适在&ldo;丁大哥&rdo;的影响下，一改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

《周报》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竭力倡导&ldo;好政府主义&rdo;。

尽管此举很快成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残景旧梦，而自以为经验丰富的丁文江受军阀孙传芳聘请，在上海弄权施术很快弄得灰头土脸，落了个被国民党通缉捉拿，甚至差点被当时留学欧洲的&ldo;大炮&rdo;傅斯年杀掉的结局，但这个行动本身并非毫无功绩可言，至少应当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努力。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陶孟和发大慈悲，立大宏愿，模仿英国费边社成员的做法，积极主张开展社会各方面的调查，尤其是乡村调查，对中国社会问题做出分析，提出见解，促使政府对症下药，达到改良社会，推行科学与民主，改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目的。

陶孟和身体力行，亲自参与调查并发表了《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中国的人民的分析》、《贫穷与人口》等社会调查文章。

在文章中，陶孟和除了呼唤&ldo;民主是一个高尚的理想……要设法增高人民的程度，使他们有资格能够实行那个理想&rdo;，还一针见血地指出&ldo;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rdo;这一根本症结。

1926年2月，一个美国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愿捐赠三年专款，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

中基会接受赠款，决定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专门从事社会调查，准备聘请在学界声名显赫的陶孟和为调查部主任。

陶接到聘请，极其痛快地辞去北大一切职务，全力投入到调查部的组建之中。

很快，一个由研究人员和统计人员共8人组成的社会调查部正式对外挂牌，陶孟和以主任身份统领全局，自此踏上了机遇与风险共存的生命征程。

中基会原是为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

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分期支付。

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而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为防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治活动费，特别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

董事会既决定资助的领域，投放的力度;又经营资本，购买有价证劵，使基金也有收益。

考虑到庚款余额终有用罄之时，董事会决定设置一笔基金，并接受外来捐赠，以图长久生存。

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出于保持其在中国的长久利益，及传播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考虑;而中国政府则认为藉此可发展教育等事业，加快现代化步伐。

二者各为其想，各有所得，因而一拍即合，此事迅速纳入操作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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