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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2页）

但陶孟和心中却清楚地知道，这个梦呓般的声明是会帮他在现实政治中得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分数的。

5月，竺可桢由杭州潜往上海，听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说：&ldo;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赴京&rdo;云云。

此时的陶孟和整个身心显然已倒向共产党一方，因而朱家骅的一切努力皆成徒劳，社会科学研究所最终未被拖走而留了下来。

1949年4月23日，陶孟和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仪式。

第二天，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身着灰布军服，带一位警卫员，来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办公楼看望陶孟和。

由于陶事先不知道陈氏到来，像往常一样身着长袍至会客室相见，待互道姓名以后，乃知对方身份。

据陈毅说，他早年在北平中法大学读书时，曾读过陶孟和发表的一些文章，受到启发，并留有印象云云。

到底读过什么具体的文章，陈氏没有说出，或许已不必说出。

在解放军渡江前夕，陶孟和与几位同道者在报纸上陆续发表的文章，已被这位陈司令员所闻并表示赞赏。

同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文教会派赵卓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召集员工联谊会理事会，陶孟和积极出面支持军管会的工作。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京召开，陶孟和以&ldo;特别邀请人士&rdo;身份出席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10月19日，成立未久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乃新政权接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组建而成，调整后有16个研究单位。

陶氏能挤进新生的中国科学院并出任高级职务，据说是陈毅出面向中共中央力荐的结果。

满目山河空念远（3）

这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正式办公，后来即以此日为中国科学院成立日。

建院之初，科学院下设办公厅和研究计划局、国际合作局（联络局）、出版编译局等三个局，陶孟和为副院长兼编译局局长。

有些巧合的是，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迁入文津街3号，正是三十年代原社会调查所与静生生物调查所旧址。

陶孟和被分配的办公室就在他原任社会调查所所长的那间屋内。

几十年光阴匆匆流过，大半个中国转遍，想不到又回到了事业的位置。

旧地新任，陶孟和百感交集，尽管他不再像当年那样年轻，不再为自立山头和是否归附水泊梁山，以及是否与中基会总干事任鸿隽不惜一战等问题伤脑筋，不再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但面对自己坐下的那把级别显然有所增高的新交椅，内心感到不太踏实的同时，也伴有对新政权由衷的感激。

正是怀揣这样一个感恩戴德的梦想，在红色政权刚刚成立之时，他与同时被任命为副院长的竺柯桢从北京返回南京、上海等地，凭借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影响，同时以新任党国大员的赫赫声威，召集收拢已散落于各派系山头的旧部与科学界好友留在大陆，共为红色政权效力。

只是出乎陶孟和预料，当他环顾四周，突然发现面临的处境并不乐观，且越来越明显地陷入有苦难言的尴尬境地。

当陶孟和坐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交椅的时候，他一手经营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依然设在被视为蒋介石老巢的南京，工作、生活方面诸多不便，经批准于1952年底迁到北京。

这个时候，社会学已经被红色政权当作伪科学遭到了否定，该所到北京后即被改为学术性质和研究方向大不相同的经济研究所，整个社会学专业被无情地取缔。

正如陶的部下巫宝三所说，&ldo;到1952年底，可以说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研究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do;。

这个由陶孟和顶着各方压力一手创建、中途经过改编和重组，历经风雨坎坷并始终由陶氏掌舵达26年之久，且最初是以研究人民生活问题为主要方向的社会调查所，就这样如一缕轻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无论是陶孟和本人还是他手下的研究人员，几十年的打拼奋斗，最后落到学术成果无人理会，甚至连自己的专业都保不住的悲怆境地，其内心的痛苦与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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