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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良渚遗址的历史实证价值（第3页）

。

与世界诸多早期文明的早期国家对比，具有一神教现象的实为罕见，更多存在的是自然神或祖先崇拜类的信仰方式。

因此，在信仰方面，良渚社会的复杂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二）瑶山与反山墓地：神与王的社会权力重心位移

在良渚古城的高等级墓地中，以瑶山与反山最具代表性。

两处墓地都借助了自然地形、并辅以人工堆筑工程。

其间的差异为：瑶山墓地（约公元前3100年之前）位于良渚古城外东北方向约5公里处，先于良渚古城建造，墓葬叠压在早期的祭坛遗址之上，与神权的关联较为密切。

反山墓地（约公元前3150年-公元前2950年）则紧邻城址中心的莫角山宫殿区（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850年），始建年代早于莫角山，其后又与之并存，明显表现出与王权的兴起具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当反山成为继瑶山之后的贵族墓地兴起之际，良渚社会集中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建造工程，包括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约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650年）、莫角山宫殿区、内城以及钟家港台地与古河道、等等，揭示出良渚古国在崛起过程中，当时大规模建造工程的组织管理需求促成了王权的兴起。

（三）反山12号墓出土的器形与纹样最为经典的玉琮和玉钺：神王合一的国家形态

受大型工程的组织管理能力的挑战，良渚社会的王权明显上升，至反山12号墓出土刻有统一“神人兽面纹”

的“玉琮王”

和“玉钺王”

，良渚文化至此已经实现了神权与王权集于一人的统治形态，形成所谓“神王之国”

的早期国家形态。

这种良渚文化时期出现的国家形态——以祭祀与军事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主题，在2000多年后中国最早编年体史书《左传》中被明确提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说明春秋时期仍将祭祀活动用作维护国家公权力的重要功能，由统治者所承续和履行。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视作正统的“君权神授”

理念，可在约公元前3000年的良渚反山12号墓中获得直接物证。

五、稻作农业的生业方式：早期稻作文明的见证

良渚古城遗址已经发现2处大规模稻谷遗存，均位于宫殿区范围内，一是在莫角山宫殿区东坡的灰坑里，发现约2.6万斤稻谷，二是在莫角山宫殿区西南部的池中寺台地下埋有大规模的炭化稻谷堆积，数量颇为可观，总体量约6000立方米，约40万斤。

此外，在莫角山西南坡的发掘过程中也发现过数量可观的炭化稻谷堆积。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目前所知的世界稻作农业发源地，稻作驯化始于10000多年以前。

在自崧泽文化晚期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的犁、耘田器等稻作工具的助推下，环太湖地区的稻作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扩散，稻米逐渐成为主食。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水平已达到很高水平。

除了生产工具的进化之外，当时的气候变化明显促成了环太湖地区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有效支撑了以良渚古城为权力中心的良渚社会的城市文明，形成了区域性早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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