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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

不同于汉学家之注重枝节问题，辜氏以能&ldo;识大体&rdo;自傲。

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

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学识外，更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

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

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ldo;真正的中国人&rdo;拥有童心与智慧，故&ldo;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rdo;等，都并非无稽之谈。

只是将这种对于理想中国的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ldo;自大&rdo;、&ldo;昏庸&rdo;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辜氏出于民族自尊而抗议西方的&ldo;傲慢与偏见&rdo;，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其著述百年后仍有读者，可见此命题的严肃性。

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ldo;重新出土&rdo;面临的阻力也最大，除了语言（用英语写作）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其文体及论述策略。

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

常被论者提及的&ldo;旁征博引&rdo;，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

至于&ldo;国学&rdo;，更非辜氏所长。

这就难怪&ldo;五四&rdo;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

而其广泛传播的&ldo;妙语&rdo;，更加深了与新文化人的矛盾与隔阂。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

除了《论语》、《中庸》的英译，《中国人的精神》（英）、《呐喊》（德）、《辜鸿铭论集》（日）等的出版，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ldo;中国&rdo;。

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

对这一论述策略不理解，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我以为都是不得要领的。

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

或者说，后者主要面对&ldo;现实的中国&rdo;，而前者谈论的则是&ldo;理想的中国&rdo;。

在我看来，只要不越界发挥，二者各有其合理性。

也就是说，当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锋芒，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

两年前，在东京的神保町淘旧书，与《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精神》）失之交臂，懊悔莫及，曾在文章中有所表示。

友人以中译本相赠，意在让我&ldo;圆梦&rdo;。

迫不及待翻阅一遍，更加强化了我当初的直觉：谈辜氏，不该只限于&ldo;轶事&rdo;，更有&ldo;精神&rdo;必须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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