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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2页）

经过与翁文灏、傅斯年反复商量权衡，最后决定请叶企孙出山。

从叶企孙的人生经历和后来他的&ldo;高足&rdo;与同事们&ldo;揭露&rdo;的材料看，朱与叶在成为中央研究院同事之前，仅是一般的熟悉而已，并不像后来冯友兰&ldo;揭发&rdo;材料中所说&ldo;关系相当密切&rdo;。

朱家骅之所以瞄上了叶企孙，除了叶自己所说受到&ldo;正统思想&rdo;和&ldo;欧美资产阶级思想&rdo;的双重教育，一个重要原因是叶的学术地位和组织、处世能力非一般人可比。

当时中央研究院各所的主要支柱，基本都是清华出身或与清华相关的欧美系统，而叶企孙在这个系统的地位之高、之重是有目共睹的。

正如1968年叶企孙被捕后，冯友兰亲笔向中央军委专案组提供的&ldo;揭发&rdo;材料所言：&ldo;叶企孙，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系说，是清华派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梅贻琦），在清华几次代理校务，当过理学院院长，负责清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在清华有很大的影响。

&rdo;冯友兰此话大致不差，正是缘于这种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叶企孙才能做到&ldo;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rdo;。

加之叶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以此面目出现，对于各政治派别和学术利益集团的平衡，更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与说服力--这便是朱家骅请其出山的根本动机。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3）

据可靠的资料显示，朱家骅最初实施这个计划是在1940年夏，身为西南联大常委并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因公赴渝与朱家骅相见。

朱向梅表示，傅斯年因病几次住院，身体越来越差，欲辞职赴李庄史语所静养，自己有意聘叶企孙接替傅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

此前朱家骅与翁文颢、傅斯年已与叶单独做过沟通谈及此事，叶表示&ldo;亦未尝不可尽其绵力，逐渐使该院之研究事业更上轨道&rdo;云云。

但又说要看梅的态度再商定。

梅听罢朱家骅的要求，颇感为难，表示清华方面的事务很难离开叶。

当时西南联大的情况如冯友兰在回忆中所言：&ldo;除了联大的总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办事处，自己设立一些机构，与联大无干。

清华的办事处最大，自己设立的机构也比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来办的研究所，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些所都不招学生，与联大毫无关系。

清华还有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们虽然也往联大听课，可是不算联大的学生。

北大办有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也与联大无关。

&rdo;又说：&ldo;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

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39;私房&39;。

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经营的事业。

&39;官中&39;、&39;私房&39;，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真是像《中庸》所说的&39;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39;&rdo;

所谓&ldo;特种研究事业&rdo;，是指清华大学在战前办的农业、航空工业、无线电三个研究所，以及到昆明之后增办的金属学及国情普查等两个研究所。

为便于统筹管理，清华校方把五个所组成一个&ldo;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rdo;，叶企孙为主任，主持全面工作。

为了不驳朱家骅的面子，梅贻琦最后答应如果中研院非要叶出山赴重庆就任，最好不脱离清华而两边兼顾。

这一条件令朱家骅未置可否，表示与同仁商量后再作决定。

到了这年的9月29日，朱家骅致信梅贻琦，说已同翁文灏与傅斯年二人商量，不同意叶企孙两边兼顾，只能放弃清华而专任中研院总干事职。

其理由是按中研院章程规定，凡院内专任人员不能兼职。

为使问题更加清楚明了，在朱家骅的授意下，1940年10月15日，翁文灏以中研院评议会秘书的名义致信梅贻琦：&ldo;叶企孙兄至渝后接理中央研究院各事，朱骝先及傅孟真诸君均热诚匡助，可以顺利进行。

惟有一事窃愿以友谊奉商者：兄前次至渝时，曾经谈及企孙兄于短时间内暂兼清华教务名义，但可以随时商停。

此事固仅为一名义问题，但事实上亦有若干影响。

中研院总干事一职向为专任，丁在君兄初受院聘时，方任北京大学教授，当经商定，俟功课教毕，完全离开北大（教授名义亦辞卸），然后方至院内任事。

企孙兄最好能免兼大学教授（但如聘为名誉教授则似尚可行）。

此事弟与企孙兄面谈时亦经提及，并已奉陈，敬希察照酌采，至为企幸。

&rdo;梅贻琦接信后，对这种&ldo;霸王条款&rdo;表示不能接受，遂置之不理，坐看朱、翁等人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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