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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2页）

广州为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

一六八五年海禁大开，英船曾来闽、浙，但不甚顺利，互市仍集中广州。

一七一六年东印度公司设立管理会，基础渐趋稳定，不满之心亦与日俱增。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西贸易，双方均采独占制，在欧洲为各国的公司，特别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为广州的洋行，特别是洋行合组的公行。

洋行的成立为互市的自然结果，然后得官府认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始即由政府批准者不同，而独占性相似。

海禁开后，洋行地位益为重要，通称为十三行，实际不必常为此数。

官府为便利计，管束夷商，征收课悦，亦委诸洋行商人，他们的地位介乎官商之间。

行商互相竞争，甚或以不正当手段，勾结逢迎夷商，弊端遂生，不仅夷商官府两受其害，诚信守分的行商亦被牵连。

-七二0年行商商准官府，订定规约，由各洋行合组公行，公办对外贸易。

夷商认为这种完全垄断制度对他们愈为不利，中国散商亦以未得染指，合力反对，第二年即行废止。

西洋货船进口，多在六、七月间，出口在十-月前后，以便利用信风。

进口时先由澳门同知拨给引水，代雇通事、买办，出口时交出两无蒂欠甘结，再由海关监督发给印照（红牌）。

进口收泊地点为黄埔，夷商将货物分为股份，自行择定行商，委托销售，并代置办所需货物。

一七四五年政府以行商之中有的资本微薄，未能照数如期缴纳课税，因就中遴选殷实者，作为&ot;保商&ot;，以专责成。

但承销夷货的各行商于完纳课税，仍多观望耽延，保商往往挪用夷商货银代垫。

夷商寄寓洋行之内，各国公司的支店（factory）亦分向洋行赁屋开设，及商务繁盛，行商别于洋行附近建屋出租，通称为&ot;夷馆&ot;。

居住夷馆的夷商自大班、二班、三班以下，1不准携带眷属，交易完毕，须退至澳门。

一七五一年，禁令加严，如有番妇进口，夷人船货，一并驱回，意在防止夷人久留不去，孳养生息，开盘踞之渐。

中西通商之前的关税，系按货&ot;抽分&ot;。

十六世纪以后，改为输银，分水饷与陆饷。

水饷一名船钞，按船的广狭大小为准，陆饷一名货税，视货物的多寡精粗而定，均属正税。

船分三等，一等征银一千一百二十两，二等八百八十两，三等四百八十两。

货税大致为百中取二，或三、四。

两项合计，并不为重。

由于海关人员的刁难勒索，夷商的实际负担不止此数。

每船所缴船钞多在二千两左右，所纳货税超出正税一倍，以至三四倍。

当时欧洲货物销路不畅，夷船所载，大半均属现金，每银一两须纳百分之四的分头银，复以海关岁入，定有最低数目，名曰&ot;正额&ot;，超过的名曰&ot;盈余&ot;。

设关之始，正额时有不足，一再核减。

其后盈余增加，常超出正额一倍，虽由于来船日多，亦与政府的奖惩政策有关。

正额固须如数，盈余亦不得短少，否则议处，如有溢额，按数议叙。

税吏为顾考成，不免滥征。

十八世纪初年，粤海关正额每年不过四万余两，盈余多至二十倍以上，最后盈余亦列入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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