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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教授还因为别的原因做了人们的热门话题。

除了在学生里蛊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陆教授还不按照教育部审定的教案教学，而是按照自己脑子带来的课本上课。

学校的秘密特务把焉识举报了上去。

1942年2月，阴历年之后，几个人来到学校，把焉识叫到刚返青的蔬菜农场田垄上。

客气还是客气的，甚至马屁哄哄，说陆教授非凡人之才，据说把四国语言都讲得像家乡话。

焉识还是他那个随和的一贯形象，“哪里哪里、过奖过奖”

地作答。

对方接下来问，不知道陆教授有没有很清楚的概念，抗日期间，教育中政治理想非常重要。

本人不教政治，本人是教美国文学、法语和德语的。

那么，教育部陈立夫部长规定的教案审查制度，陆教授有什么高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敢有高见。

几个人跟焉识的谈话进行得极其窝囊，跟重庆的春天一样，不干不湿，不阴不阳。

最后那个领头的人警告了焉识，所有教员的教案必须报批，不经批准的教案是犯规教学。

大学学生的思想本来就极不卫生，一有自由、民主的蛊惑马上感染成病。

所以陆教授最好把教案上报审批。

焉识告诉他们，他没有教案，连教科书也没有；他是根据自己记忆里的教科书来授课的。

那教科书呢？丢了。

1937年就丢了，跟学校许多书籍、教具一块丢在从上海内迁的途中了。

1937年的大迁徙从上海开始，逆江而上，又因武汉临危而再次迁徙。

许多内迁的工厂和学校在途中就冲突起来，兵工厂的人抄出了枪支炸弹。

没有人肯让步，没有人肯牺牲、割舍，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携带看成是绝对必须。

甚至破旧的窗框门框也比教授们的教课书籍更必须。

几百名纤夫拉着每个强势者的“必须”

，扔下的都是文弱者的身家性命，从狭窄的江水逆流而上，相当壮观。

那样的壮观情景也是充满无耻，人必须有赖无耻以在船上多占一点位置，多抢一口水，多吞一口干粮。

到了重庆，每一艘船上都抬出若干具尸体，那都是生前不够强壮也不够无耻的。

对不起，诸位，扯远了。

不过，这就是对无教科书授课的说明。

几个特务走了。

临走仍然客客气气：慢走，不送。

陆教授请留步。

焉识想，冲突不过如此：人们本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几乎都集中到西南，因此政治是浓缩的政治，政治恐怖也提炼了浓度，神经质不可避免。

他回到寝室，趁念痕在忙晚饭，就写起文章来。

他的文字一向诙谐带刺，越是刺越是诙谐，被刺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

他戏说了迁徙内地的大混乱大无耻，造成“最不重要”

的教科书的丢失。

又说他作为一个教授，怎样无书而授课，然而却被教育部的人叫到散发着熟粪味的菜田里谈话，警告为“犯规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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