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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2页）

自此，他的后半生便与恩师的未竟事业紧紧维系在了一起。

史语所人员在安阳殷墟发掘的1002号大墓形制高去寻参考梁思永遗稿，把西北冈发掘遗物全部从库房中提取出来，一一展开核对、测量，照相，对墓葬的位置、保存情形、盗掘经过、墓葬以前和以后的遗迹、墓坑木室的形制与工程、墓内外残存的殉葬遗物等等，一一检索、整理、加工。

如此这般，整个殷墟王陵大墓纲举目张，清晰地展现在面前。

到了1962年，高去寻编撰的殷墟西北冈1001号大墓报告开始出版，1965年又出版了1002号大墓。

以后几年，又陆续出版了1003号大墓（1967年）、1217号大墓（1968年）、1004号大墓（1970年）、1500号大墓（1974年）、1550号大墓（1976年）等共七座大型墓葬的发掘报告。

高氏花费的心血难以描述，仅每本报告重达十几公斤的分量就足以令观者为之一震，感叹主事者之不易。

据史语所统计，高去寻增补的部分，占梁思永原稿的百分之八十强，至于插图、绘图等繁重事宜远没有计算在内。

由于梁思永的原稿仅是一个提纲性质的未成品，在后来的编辑补写过程中，高去寻做了大量宏繁的工作，在补述的出土器物中，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许多地方不得不重新写就。

高在《1001号大墓》辑补后记中说：这本报告编撰的三年，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器物的整理上，&ldo;有时一件器物的找寻，或一件破断器物的接合，势须将西北冈甚至小屯的此类出土物全部清查一遍才能解决;有时一件田野登记号已失或模糊不清的器物，是否1001墓出土，需要翻阅全部《墓葬登记表》、《田野记载表》、附图、发掘日记、照片等等才能确定&rdo;。

即使这样，还是有不能核对的东西。

1958年1月7日，高去寻在给张光直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的苦楚：&ldo;西北冈的报告，文字部分不用说，就是梁先生当年画好了预备出版用的那张墓葬分布图，上有二十一座墓葬漏列了。

现在查原记录、图表，费了两个月的工夫，还有四座墓葬不知下落（这四座都是石先生掘的，当时既没画位置图，也没记载）。

&rdo;石先生是指石璋如。

令高去寻颇费力气的原因，除了当年发掘时有部分缺失和遗漏，也与发掘之后万里迁徙有一些关系。

做这种枯燥、烦乱的工作，高去寻心情的郁闷与无奈可想而知。

10年后的1968年，高去寻再次向已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的张光直倾吐苦水：&ldo;现在每天都是描写破烂的东西，量多长多宽，枯燥无味已到极点，下班回家已筋疲力尽。

&rdo;张光直感慨地说：&ldo;高先生花这么大的力气写西北冈大墓的报告，完全是出于对史语所李济先生，尤其是对老师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

但是这番努力的结果，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资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高先生的细心和负责的态度，使那些&39;枯燥无味&39;的&39;破烂东西&39;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这几本报告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楷模。

&rdo;为了这几本&ldo;精华楷模&rdo;，高去寻几乎耗尽了后半生的精力。

杜正胜说：&ldo;他本来可以指导年轻同仁协助从事，但他告诉我，他整理报告是替史语所还债，希望年轻人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

我觉得他好像在诉说自己年轻时的心愿，&39;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9;，他始终由自己一人扛起全所的&39;债务&39;。

&rdo;

1991年10月29日，高去寻去世，终年81岁。

他在去世前仍断断续续地整理西北冈东区三座大墓（1129、1400、1443）以及小墓总述，惜未完成而驾鹤西行。

三座大墓报告经当年发掘过安阳殷墟的老同事石璋如校补，于1996年得以出版，编号是《侯家庄》第九本。

至此，西北冈遗址发掘报告基本全部完成。

7

为了纪念梁思永对殷墟西北冈遗址发掘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特殊贡献，《侯家庄》系列大墓的发掘报告，仍用梁思永的名字发表，高去寻只是作为一名&ldo;辑补&rdo;者忝列其后。

这是高氏的自尊和自谦之处，也是对老师梁思永心血的敬重，以及对自己栽培之恩的答谢。

对于高去寻耗数十时光所付出的心血，史语所同仁与有关学者皆了然于心。

正如张光直所言：&ldo;梁先生原稿与辑补稿的排比根本不同，后者大部分是从头写的。

凡是亲眼看过高先生从事整理遗物、测量、绘图、照相、查号、查笔记、描写和校对工作的人都知道这&39;辑补&39;的工作，比他自己从头写起还要辛苦。

&rdo;

对此，李济在1001号大墓发掘报告序言中曾深情地说道：&ldo;关于这批资料的&39;取得&39;以及&39;保管&39;，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梁思永先生，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的全部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

他虽部分地完成了这一发掘工作，并将报告的底稿作了一个详细的布置，也写成了一大半，却不及见这报告的出版。

现在--他的墓木已拱了罢!--我们才能把这一本报告印出来。

我们希望由于这一本报告的问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于这位考古学家的卓越贡献，得些真正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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