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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第1页）

对于这次&ldo;没齿难忘的失策&rdo;，傅斯年耿耿于怀，李济后来在重庆见到郭沫若时，也在非正式场合告诉对方&ldo;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要拿别人当傻子&rdo;云云，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讨伐。

尽管如此，傅斯年对郭沫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仍然给予了肯定。

1947年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事前傅斯年和胡适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都有郭沫若的大名。

当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召开评议会会议，讨论院士候选人名单，时傅斯年赴美就医，史语所由代理所长夏鼐出席，夏据理力争，最后以多数票通过郭沫若列入候选人名单。

但是，当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正式选出第一届院士和9月举行院士大会时，郭沫若已由国统区转移到香港，即将于中共阵营中发迹，自是不把这个院士称号放在眼里了，此为后话。

与李济大不相同的是，董作宾由于深受郭沫若&ldo;凿破鸿蒙&rdo;、&ldo;拍案叫绝&rdo;、&ldo;高谊&rdo;与&ldo;卓识&rdo;等吹捧的刺激，虽默认傅斯年&ldo;严禁资料外泄&rdo;的&ldo;家法&rdo;与&ldo;铁律&rdo;，但对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久久难以忘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的关系趋于缓和，郭沫若结束了流亡生活，抛别了日本老婆和孩子，只身一人自日本返国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1940年，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此时，已随史语所迁往南溪李庄的董作宾得知郭沫若在重庆任职的消息，主动去信与之联系，等待亲赴重庆拜访的机会。

在苦苦等了近两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

1942年5月，受傅斯年委托，董作宾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并一道办理史语所书刊印刷与合作社购物等事宜。

适此机会，董作宾一到重庆，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开始了甲骨学&ldo;二堂&rdo;的历史性会晤。

据董氏后来对李庄的同事说，二人见面后，郭沫若欣喜异常，两人促膝畅谈，叙新话旧，交流学术，不亦乐乎。

郭沫若除设宴款待外，还借着酒兴当场泼墨挥毫，赋诗相赠：

卜辞屡载征尸方，帝乙帝辛费考虑。

万千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

诗中的尸方是殷墟卜辞中记载的一个方国的名字，帝乙、帝辛则是晚商王朝的两位国王。

此处郭沫若意在表达董作宾在甲骨文的考释和研究上，已远远超过了声名显赫的一代宗师王国维。

如此一番吹捧，却令把酒临风、已有些醉意的董作宾觉得非常受用和舒服，禁不住头脑又晕眩恍惚起来，把郭沫若当做一世英豪与铁把子兄弟看待。

待回到自己下塌的旅馆，董作宾借着酒劲，很快作成一篇《跋鼎堂赠绝句》一首，对郭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表示了自己将继续为甲骨学事业奋斗不息的决心，跋曰：

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24]立厂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在篇章，脍炙学人。

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

三十一年春，访沫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欢。

彼方屏置古学，主盟文坛，从事抗战之役，余则抱残守缺，绝学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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