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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第2页）

他们可能不准备自己起来反叛，但是，除非发动一场不可逆转的社会革命，并且除非有人起来进行这样的革命，他们也将一无所获。

1815年的政权迟早得让路。

他们自己知道这一点。

&ldo;历史反对他们&rdo;的意识削弱了他们的抵抗意志，正如历史的确是在反对他们这一事实削弱了他们抵抗的能力一样。

在1848年，革命（常常是国外的革命）的第一阵轻烟就把他们吹跑了。

不过，至少得有这一阵轻烟，否则他们是不会走开的。

与英、比相反的是，在这类国家当中，即使是较小的摩擦（统治者与普鲁士和匈牙利议会的争执；1846年选举出一位&ldo;自由主义&rdo;教皇，即一位急于把教皇国带到离19世纪稍微近一点的教皇；对巴伐利亚的一位王室女主人的怨恨等等。

），也都会酿成重大的政治震荡。

理论上，路易&iddot;菲力普的法国应该有着英国、比利时、荷兰以及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政治灵活性才是。

但是，事实上它却没有。

因为，法国统治阶级（银行家、金融家以及一两个大工业家）仅代表了中产阶级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是其经济政策为更有活力的工业家以及不同利益集团所讨厌的那部分；此外，对1789年革命的记忆，仍然阻碍着改革。

因为，反对势力不仅有不满的中产阶级，而且还有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下层中产阶级，尤其是巴黎的下层中产阶级。

（尽管选举权受到限制，他们仍在1846年投票反对政府。

）扩大选举权可能因此而引入潜在的雅各宾党人，亦即激进派，这些人除非被正式加以禁止，否则一定会变成共和分子。

路易&iddot;菲力普的总理兼历史学家基佐，因此倾向于将扩大政权之社会基础的任务留给经济发展来承担。

因为经济发展将自动增加具有进人政界财产资格的公民数量。

事实上正是如此。

选民从1831年的16．6万人上升到1846年的24．1万人。

不过，这还不够。

对雅各宾共和的恐惧使法国政治结构无比僵化，而且使法国政治形势日趋紧张。

在英国，于宴会之后举办一场公共政治讲演‐‐就像法国反对派在1847年所举行的那样‐‐绝对不会引起任何问题。

但是在法国，它就代表着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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