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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2页）

沈昌焕外交部长则公开对媒体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会议中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光火。

19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学生们静坐……

1989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

风中帛帛作响的旗帜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ot;我们不要……&ot;。

80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

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

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啊。

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

只有在得到&ot;光明&ot;之后，在&ot;光明&ot;中面对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90年代，世纪之末。

任何人，都可能堕落

我们，都老了十来岁。

手边保留了50封当年&ot;野火&ot;的读者来信。

那个17岁的中学生，噙着眼泪写：&ot;ifightauthority，authorityalwayss（我抗议权威，权威总是赢）。

&ot;现在怎么看这世界?那个在军校里半夜被打成重伤无处申诉的师大毕业生，现在是否活得健康?那被宪兵逮捕的精神病患者现在幻想被什么人迫害?住在淡水山坡地上、暴雨砂石将屋子裂成两半的家庭主妇，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当年写&ot;野火&ot;慷慨激昂、认为&ot;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ot;的作家，现在认识些什么又学到了些什么?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只不过在80年代的极权体制里，政治霸占了一切生活领域，因此也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国民党经过一场&ot;木马屠城&ot;的大换血游戏，已经不是80年代任特务横行的政党;它是一个有民意基础的民主政党了。

民进党也不是80年代那饱受压迫的政治异端，而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即将取而代之的在野党了。

80年代我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制度已经实现了，那么要以什么来解释新国民党的党内专制和民进党的权力欲望?民主议会以合法方式为自己谋私利的行径植因何处?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三分之一带犯罪前科，又说明了什么?

于是卡尔&iddot;波普尔在1954年的演讲对我有了新的意义：

……制度，如果没有传统的支持，往往适得其反。

譬如说，议会里的反对党本来应该是防止多数党偷窃纳税人的钱的，但是我记得一个东南欧国家的例子;在那里，反对党和多数党一起坐地分赃。

总而言之，能够让制度达到个人期待的，最终必须是传统文化的支撑。

显然，反对党和多数党坐地分赃的不只是咱们台湾人。

但是波普尔一直强调的传统文化‐‐使民主制度落实可行的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历史环境里非但不是一个可以补充民主制度的力量，反而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

政论家批评李登辉专断，可是他的专断难道不是围绕着他的人的顺服所养出来的?这些人对主子的顺服里头又揉杂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线索?

独裁体制没有了，而党主席在党内依旧可以一言专断，而议会依旧可以拿公款自肥。

这时候云消雾散，问题的真正症结才暴露出来：是文化，不是政治。

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现吧。

走过纷纷攘攘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诱惑，任何人都可以堕落。

这当然包括，或者说，尤其包括，80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们。

13年前，&ot;野火&ot;的作者相信&ot;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ot;;13年后，她仍这么看吗?

解放竟是过程

当极权体制瓦解了，还有什么东西压迫着个人呢?从什么解放出来，向什么争取权利?80年代，这些都不是问题。

个人面对着强悍的体制，像瘦小大卫仰望巨人。

只有在巨人倒下之后，大卫才赫然面对了自己和自己的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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