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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2页）

您和司马辽太郎对谈的几个重点，我没有异议。

令我不安的，是您浓厚的悲情意识和不自觉的亲日情绪。

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其来有自。

任何涉猎了一点台湾历史的人都可以理解&ot;生为台湾人的悲哀&ot;;1895年，台湾&ot;本岛人&ot;相对于殖民者&ot;内地人&ot;成为次等国民，1945年之后，台湾&ot;本省人&ot;相对于&ot;外省人&ot;再度成为次等国民，历史对台湾人是相当残酷的。

受压迫而激起的悲情意识形成一种凝聚力，团结了受苦的人们向强权挑战，最后形成新的势力‐‐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我们在波兰、捷克、今天的南非和巴勒斯坦，还有台湾，都亲眼目睹了。

当新势力兴起时，悲情意识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团结工会要面临经济萧条的问题、哈维尔总统要处理国家的分裂、阿拉法特得设法保证他自己的警察不成为新的暴力、曼德拉要在种族和谐与经济稳定之间走钢索‐‐台湾?台湾还在讲&ot;生为台湾人的悲哀&ot;!

老是踩着自己昨日的影子，作为明日追逐的对象，这才是真的悲哀呢!

继续沉湎于台湾的悲情意识，您也使我觉得疏离。

当您说&ot;生为台湾人的悲哀&ot;的时候，明显的，您指的是历经过荷兰、明郑、清治和日据的台湾人‐‐那么我，1952年在台湾出生的、从小被称为&ot;外省仔&ot;的人，算什么呢?我，还有我那四十年前流离来台的外省父母，是否也属于您心目中的&ot;台湾人&ot;?

我们不需要您的认领，但是，您是我们的&ot;总统&ot;;当您和一个外国人，譬如司马辽太郎，用&ot;台湾人&ot;这个词时，我想我的父母和我都有权利要求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

如果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如果在您的自我认识中，您不仅只代表那百分之八十的&ot;本省人&ot;，您还代表那百分之十九、二十的&ot;外省人&ot;，以简单逻辑推理，您就不会一再强调自己的悲情意识，让《朝日周刊》以&ot;生为台湾人的悲哀&ot;作为访问中华民国总统的大标题!

身为一个外省第二代，对不起，我没有您的悲情意识。

我和我父母的痛苦，流离失根的痛苦，是另外一种历史情绪，和您的悲情意识不一样，但同样的真实。

一个本省作家，就说叶石涛吧，他可以大谈他的悲情感怀;一个外省作家，就说朱西宁吧，他可以呼喊失根之痛。

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这么做，因为叶石涛只代表叶石涛、朱西宁只代表朱西宁。

而您，李登辉，却代表龙应台，代表叶石涛，代表朱西宁，甚至还代表盲眼的莫那能（如果您知道他是谁）;您的自我意识必须比叶石涛和朱西宁都来得广阔，否则，您就只能做同乡会会长，而不是一个&ot;总统&ot;。

历史学家早就指出：受压迫的族群经过悲情意识的凝聚而取得新的权力时，往往面临一个危机，就是悲情意识膨胀所必然带来的自我中心和排他情绪。

我们台湾人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避免这个危机?

去年，在美国一个会议上，我听见一位我向来尊重的、为台湾反对运动作过努力的学者说：现在台湾人出头天了!至于在台湾的外省人，他可以决定，要跟我们打拼就留下来，不要的话，他可以走!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这好比两个妹妹在一个家庭中生长，有一天，婶婶突然对我说：你要跟我合作的话可以留下来，不然你可以走。

她有说这话的权利吗?什么时候开始、透过什么人的决定，这个家突然变成她的了?

历史的讽刺往往是黑色的。

日本在1895年取下台湾时，也曾经宣告：愿者留下，不愿者走。

而我们称日本据台为占领，不是吗?

对我说&ot;你可以走&ot;的这位过去的民主斗士，是悲情意识膨胀的一个典型，他觉得悲情意识有一种道德的专利。

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登辉先生，台湾的民主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固然是&ot;台湾人&ot;打拼的成果，可是，请告诉我，这个&ot;台湾人&ot;包不包括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国》同事?包不包括被关过的李敖和柏杨?雷震、李敖、柏杨、傅正……不去提其他死夜牢狱里没没无名的大陆人，都不属于您口中所念念不忘的&ot;悲哀的台湾人&ot;，可是他们对台湾民主发展的或多或少贡献，有目共睹吧?这些人敢于挑战强权、颠覆统治神话，大致基于一个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和您的悲情意识无关。

当我们今天夸夸而谈台湾的民主奇迹时，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台湾民主牺牲过的人，更不应该选择性地忘记某一些人，因为他们不属于某一个族群或者某一个意识形态。

否则，我们就是在重复过去的霸权历史，制造新的&ot;悲哀的台湾人&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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