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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2页）

但慰藉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有时不但找不到慰藉，反而带来更大的苦恼甚至羞辱。

曾在中科院编译局任职，后为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的赵俪生，晚年有一部叫做《篱槿堂自叙》的回忆录出版。

此书用一篇篇短小精悍的篇幅，回忆了与他交往的人与事，在述及郭沫若时，有一段描述，转录大意如下：

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开始对他并无反感。

反感，是自到北京科学院以后的事。

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

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

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

我忍不住了，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晚七点到报社，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身边啪啦啪啦地打。

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ldo;应酬&rdo;，后一段&ldo;但是&rdo;就厉害了（一个&ldo;但书&rdo;，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ldo;但书&rdo;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

好家伙，这不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的是，这封复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影印出来&ldo;立此存照&rdo;的。

尽管政治上失落，人格上遭到羞辱，陶孟和内心的悲郁愤懑，几有屈原忧心彷徨、嗟号昊天之悲苦。

但身为一个立志以科学报国的知识分子，出于文化良知和对社会的责任，内心仍然残存着&ldo;思君念国，忧心罔极&rdo;的悲悯情怀。

五十年代初期，陶孟和对中国大地兴起的一连串&ldo;知识分子改造运动&rdo;，以及运动之后学术研究工作仍一筹莫展的状况甚为焦虑，言谈中经常带出一些不满情绪，最后终于将积忧愤懑爆发出来。

1957年7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饭店举行声势浩大的批判曾昭抡等六教授&ldo;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rdo;大会，对曾昭抡等右派分子进行&ldo;愤怒声讨&rdo;。

就在众人统一步调的大呼小叫中，陶孟和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曾昭抡们搞出的那个科学纲领并没有什么大错，激愤之下公开与郭沫若为首的批判者叫起板儿来。

其结果据巫宝三说：&ldo;有人借机散发了陶孟和平时对党不满的言论，大概由于受到领导上的保护，陶先生后来没有成为批判对象。

&rdo;巫氏或许并不知晓，这个保护的&ldo;领导&rdo;，就是发动并坐地遥控运动形势的毛泽东本人。

落花风雨更伤春（2）

陶孟和在中国科学院会议上发言当1957年整风运动初始，主政者动员知识界大鸣大放，意为&ldo;引蛇出洞&rdo;，满面真诚的陶孟和乘&ldo;鸣放&rdo;东风，稀里糊涂地发表了自己的&ldo;高见&rdo;，认为&ldo;旧知识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无材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rdo;。

这年9月，当&ldo;反右&rdo;进入高潮时，中国科学院连续开了三天大会，集中火力批判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李景汉等四教授的&ldo;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政治阴谋&rdo;，会议由郭沫若主持，科学文化界相当一部分名流加入了这个把对方&ldo;批倒批臭&rdo;的运动行列。

就在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目的纷纷登台大加鞭挞之时，素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的陶孟和竟出人意料地报名登台发言，只是他的话令众人大吃一惊。

陶说：&ldo;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受到敌视。

&rdo;最后，陶孟和大声疾呼：&ldo;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

&rdo;--后来在社会上盛行的&ldo;浩劫&rdo;一词，就肇始于陶的这次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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