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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2页）

傅斯年却是死硬的反共分子，对中共与苏联布尔什维克皆无好感，公开表示反对。

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称共产党&ldo;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rdo;。

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ldo;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rdo;。

在傅氏的眼里，共与苏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对这两个蚂蚱，他心生嫉恶，欲加以铲除之而后快。

按傅斯年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得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一片荒漠等等。

陶孟和早年曾对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寄予了厚望，并与蒋氏本人有过接触。

按金岳霖晚年的说法，&ldo;从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当蒋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没有。

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为他住的地方真是讲究得很。

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没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错了&rdo;。

又说：陶孟和的&ldo;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

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会民主，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活动&rdo;。

金氏所言大体不差，陶孟和不是一个刻意追求做党国大员的人，如果刻意要做，凭其与黄郛、钱昌照、沈怡的姻亲关系，应该大有希望。

抗战期间，陶以无党派人员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开始涉足政界。

但随着对国民党及蒋家王朝认识不断加深，由失望渐渐产生反感。

后来随着主持多项农村经济与社会状况调查，以及整个社会政治向心力转移，陶改变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ldo;左倾思想日益强烈&rdo;。

在李庄时期，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情形，陶孟和曾引用原清华大学校长、时任农林部部长周贻春的话对手下的同事说：&ldo;国民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tore），就是说不可救药了。

&rdo;但面对这个&ldo;不可救药&rdo;的政府，有一些所谓社会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趋炎附势，竭力维护这个&ldo;核心&rdo;。

为此，陶孟和以嘲讽的口气举例说：这种人见到政治高层人物，屁股坐在椅子边边上，不管对方说什么，他只公鸡啄米似的不住点头，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厌。

由于国民政府&ldo;核心&rdo;的腐烂，导致陶孟和在苦闷与痛苦中思想越来越左倾，最终&ldo;弃暗投明&rdo;，全面倒向中共。

张家祠言和（3）

傅斯年则不同，他痛恨国民党政府腐败，但只是&ldo;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rdo;式的痛恨，骨子里一直是忠诚不减，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妄念。

这一政治观念的形成，除了傅氏本人的性格之外，还有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相互影响交织聚成。

正如台北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要想成为一个学阀或学霸，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和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还要与仅有的几个基金会如中基会、中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关系。

而傅斯年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无论是政府内部自由派、党国大员朱家骅，还是亦师亦友的中基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胡适，都与傅保持了非同寻常的关系。

在民间资源绝少的年代里，这是极为关键的关系。

从傅斯年来往的书信以及在李庄时对梁家兄弟、林徽因的关照，还有后来为陈寅恪治眼疾特别向朱家骅与基金会求请款项的事件中，可见出这种关系及其效力。

抗战时期，傅斯年为贫病交加的知识分子向各方请求补助，成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项要务，被誉为&ldo;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rdo;。

因为这种关系和缘由，王汎森得出的结论是：&ldo;这样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态度上不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他对政治的不满与批评，驱使他连续轰走两位行政院长，但他只是&39;御史&39;，而不是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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