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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2页）

&rdo;时年70岁的朱家骅去世后，于5月15日安葬于阳明山。

按石璋如的说法，&ldo;由于上山耗时较久，十点钟始举行安葬式，稍微公祭一下十点半即结束，比起胡先生简单得多&rdo;。

很显然，与胡适比起来，朱氏的葬礼&ldo;简单得多&rdo;的根本原因恐怕不是一个上山费力耗时可以解释的，其背后深层的原因自是复杂。

但不论如何推想，这个在民国时期政坛、学界曾呼风唤雨，威震朝野三十余年的重量级两栖&ldo;大鳄&rdo;，就这样从芸芸众生的视线中消失了。

朱家骅入葬34天后，即6月18日，史语所研究员董同龢随之而去。

&ldo;董同龢先生是我们同辈之中最聪明能干，也最用功的人，常有自己的主张，连傅先生也说服不了他。

在抗战大后方，他还是副研究员的时候就获得过杨铨奖学金，可见才气之高。

&rdo;这是石璋如的回忆文字，所说获杨铨奖金之事，发生于抗战时期在四川的李庄，那时的董同龢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心高气傲，大有紧随傅斯年&ldo;目空天下士&rdo;的气势。

可惜天妒英才，正当学术事业的盛年不幸患了肝癌，未能挣脱死神的召唤，让后人为之扼腕长叹。

据石璋如回忆：&ldo;到11月23日，董作宾先生也过世了，恰逢美国总统甘乃迪（按：肯尼迪）遇刺身亡日，我们说董先生是大人物，能与甘乃迪同日过世。

董先生的身体底子并不坏，只是不爱运动，而且董先生既忙着《大陆杂志》社的事，又担任所长，去香港任教回台又担任甲骨文研究室主任，事情非常忙，因此同仁曾劝他装假牙，但他忙到没有空去。

牙齿不好就吃不好，连带消化不好影响建康。

董先生要是早日治好牙齿的问题，身体就容易养好了。

&rdo;作为同乡兼同事，一起共事几十年的石璋如，可谓对董作宾具有深透的了解，但世间的事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董作宾可能意识不到一个牙齿的问题竟能引来这么多麻烦，且引得死神找上门来，最后把老命丢掉。

不过，石氏之说也只是一家之言。

据董作宾的儿子、曾给蒋介石当了几十年御医的董玉京说，董作宾在此前许多年就已患有&ldo;高血压&rdo;、&ldo;心绞痛&rdo;、&ldo;心肌梗塞症&rdo;和有家族性遗传的&ldo;糖尿病&rdo;等等，正是这成堆的疾病综合征，导致董在不该中风的年纪就已得过一次轻瘫，而且一直未能复原，直至去世。

从董玉京编写的年表可知，在1959年，也就是董作宾从香港返台8个月后的5月10日，就&ldo;忽膺中风，不能言语，入台大医院治疗三月而愈，然自后语言即告蹇涩&rdo;。

其后，董氏的身体每况愈下，直至再度心脏病复发和中风不治。

前往医院探视的石璋如等人看到：&ldo;董先生嘴巴歪了，也无法言语，当时大家医学知识有限，均不知是何毛病，后来才晓得是中风（脑溢血）。

董先生住院期间，女儿常在旁照顾，董先生经常昏迷，神志不清，连拉出屎都浑然不觉，吃得也很少，偶尔才神智清醒，还能说笑，这时症状应该是稍有改善了，吃得也比较多。

特别是11月22日，董先生清醒过来，交代了一些话，我们都稍微安了些心。

没想到23日董先生就过世了。

像他平常是这么痛快的一个人，身体要是不好，也不能拖这么长时间，在卧病住院近八个月期间，想必受了不少罪，难受之至。

&rdo;

1962年，董作宾在台北青田街寓所1962年11月23日，董作宾于台大医院病逝。

举殡日，即以台大、&ldo;中研院&rdo;、&ldo;教育部&rdo;、亲朋故旧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其规格与胡适去世时基本相同，治丧主委同为&ldo;教育部部长&rdo;黄季陆。

治丧委员会决定把胡适、董同龢等中研院学者安葬的墓地正式命名为&ldo;南港学人山&rdo;。

当天公祭时，黄季陆、钱思亮、王世杰、孔德成、李济等为主祭，蒋介石亲自书写挽额致赐。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莫德惠、叶公超以及&ldo;副总统&rdo;陈诚等大员参加，学术文化界同人哀悼，执绋者千余人，有20余家机构，6辆小车，4辆大车，一路浩浩荡荡，从殡仪馆送到南港，葬于&ldo;学人山&rdo;高山之阳，与胡适墓为邻。

一代甲骨学大师就此安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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