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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2页）

一为永禁夷商在广州住冬，如属必要，可去澳门，次年必须返国；二为夷人均须投寓夷馆，不得携带凶械火器，夷馆由行丁把守，夜晚锁锢，出入由通事随行，买卖货物由行商经手；三为禁止行商领借外夷资本及夷商雇用汉人役使；四为禁止内地人民为外夷传递书信；五为夷船收泊之处，加派要员稽查。

有了这个章程，行商责任加重，联名请求恢复公行，所有关于夷商之事，由公行共同负责。

夷商表示反对，英、荷等国船只以延不进口起货、停止交易相要挟，争持两月，始勉强解决。

一七七一年，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多方运用，粤督得了十万两的馈赠，再由行商出名，说是&ot;公办夷船，众志纷歧，于公无补&ot;，公行二次裁撤。

七年后，传说公行又拟重组，东印度公司大班上禀总督及海关监督力争。

但是到了一七八二年，公行制度三次实施，直至南京条约订立。

总括公行或行商的职责为统办中西贸易，承保应纳课税，照料管束夷商的居住行动，居间经理。

所有涉及中外事件，中国官府不直接与外人接触，换言之，公行或行商负有商务与政治的双重责任。

行商独握中西贸易之权，独负管理夷商之责，亦独享商务之利。

最富有者，为同文行的潘家，通称&ot;启官&ot;，怡和的伍家，通称&ot;浩官&ot;。

因经营不善，以致倾家破产者亦不乏人，负荷过重，为原因之一。

广东督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例须以珍奇之物献于皇室及中枢要人，如乾隆的大量钟表、洋镜、朝珠之类，和珅的难以数计的珍藏，大都由此而来，价款则归行商赔垫。

实物贡品之外，尚有现金（贡银），每年五万余两，如遇皇帝万寿大典，须额外报效。

军需的捐派，为数亦巨，所可知者，乾隆时的金川与台湾两役，行商曾分别捐银二十万两及三十万两。

廓尔喀之役，复与盐商共捐三十万两。

所有这些支付，无非转嫁于夷商。

此时期的债务纠纷，亦趋严重。

政府一再禁止拖欠夷商货价、借领夷商银两，并未生效。

这是双方的责任。

拖欠货价，多由于每年夷商回国之时，将售卖未尽之货，作价留交行商代售，所得银两，照复利滚算。

日久本利累积，遂成巨额。

借领银两多由于港脚商人，贪图重利，1将款贷于行商，终成不了之局。

一七七六年，有一行商赊欠英商货银一万两，由地方官及其他行商付还。

一七七九年，另有两行商因高利贷积欠港脚商达三百八十余万两，其中三分二为利息，英国派遣兵船强索，政府除将两行商治罪外，欠款全部由其他行商代偿，于是有征收&ot;行用&ot;之事，将本轻易售之货，每银一两，抽行用三分，备作还债之用。

日后贡项、军需、捐派均出其中。

货物不论粗细，一体加抽，且不止三分。

关于凶案，一七七三年，一华民在澳门遇害，疑凶英人被迫交出处死。

一七八四年，英船因鸣炮误毙华人两命，货长遭受拘捕，英人武装示威，中国派兵包围夷馆，实行封舱，卒将炮手缢毙，从此英人不再交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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