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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真是义正辞严，令人动容，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中国人。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斯坦因等人取走敦煌文物的不甘心，说很想早生多少年到沙摸_t拦住他们的车队，与他们辩论一番。

没想到这种想法受到很多年轻评论家的汕笑，有一位评论家说：&ldo;你辩得过人家博学的斯坦因吗?还是识相一点趁早放行。

&rdo;我对别人的各种嘲弄都不会生气，但这次是真正难过了，因为事情已不是对我个人。

看到希腊向英国索要巴特农文物的这份材料，我也想仿效着回答国内那些年轻的评论家几条：

一、那些文物都以敦煌命名，敦煌不在巴黎、伦敦，而在中国，不要说中国学者，哪怕是中国农民也有权利拦住车队辩论儿句;

二、我们也许缺少水平，但敦炽经文上写的是中文，斯坦因完全不懂中文，难道他更具有读解能力?三、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同时，中国还发现了甲骨文。

从甲骨文考证出一个清晰的商代，是由中国学人合力完成的，并没有去请教斯坦因。

所以中国人在当时也具备了研究敦煌的水平。

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狭隘民族主义来贬斥一切来华的外国考古学家，但实在无法理解那些年轻评论家的慷慨。

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纯西力化的立场，但是且慢，连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也不同意。

你看这份呼吁索回巴特农文物的资料还引述了希腊一位已故文化部长的话：

我希望巴特农文物能在我死之前回到希腊，如果在我死后回来，我一定复活。

这种令人鼻酸的声音，包含着一个文明古国最后的尊严。

这位文化部长是位女士，叫曼考丽（la卜。

ouri）。

发资料的组织把这段话写进了致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希腊稚典，夜宿瓜yalolypic分在馆。

伏羲睡了

从闹市一拐，立即进人一条树阴浓密的小街，才几十步之遥就安静得天老地荒，真让人惊奇。

我去访问雅典人文学院的比较哲学博士贝尼特（beatou）女士，一进门就约好，她讲希腊语，我讲汉语，由尹亚力先生翻译，用两种古老的语言对话，不再动用第三种语言。

她现在主要在研究和讲授易经、孔子、老子、庄子，我问她何时何地开始学习中国占代哲学的，她说是十几年前，在意大利。

学的是东方哲学，从印度起步，落脚于中国，这是多数同行的惯例。

她立足于希腊古典哲学，对中国哲学反而有一种旁观者的清醒眼光。

她认为希腊哲学的研究重心是知识，中国哲学的研究重心是人生，一开始研习，怎么也对不上日径。

等时间长了，慢慢发现，先秦智者中，最符合国际哲学标准的是老子，他有本体论的内核，而其他则比较具体和狭窄。

我感兴趣的是，希腊有多少人研究中国哲学，她说极少。

我说中国研究希腊哲学的人却很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在知识界是常识。

她宝朝体是因为希腊哲学已成为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础，而中国哲学还是内向的;〕

我问她，在她的希腊学生中，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多不多?她说越来越多，但又越来越趋向实用，学周易为了看风水，学道家为了练气功。

我说在中国也向来如此。

兴盛的是术，寂寞的是道，因此就出现了学者的责任。

但是弘道的学者也永远是少数，历来正是由少数人维持着上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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