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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第2页）

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正在发展的任何国家里面，贵族地主和君主的退却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他们以什么样的政治妥协方案来企图保留其地位、影响，甚至政治权势。

更有甚者，法国大革命的伟大遗产之一，即不断灌输给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活动，意味着这些群众迟早必定会在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830年以后，社会变动的显著加快，以及世界革命的复兴，明白揭示了变革（无论其精确的制度性本质为何）已无法避免，且无可推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普遍被认为是必然会发生的所有变革都有必要发生，例如，自由贸易、和平和代议政体的普遍胜利，或是君主及罗马天主教会的消逝。

）

上述种种，已足以给19世纪40年代的人们一种变革迫在眉睫的意识。

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何以整个欧洲都感觉到一场社会革命已蓄势待发。

值得注意的是，变革就在眼前的迫切感，并不限于已对其进行了详尽表达的革命者，也不限于惧怕贫民群众的统治阶级。

穷人自己也感受到变革即将来临。

人民中的识字阶层曾表达了这种感觉。

在1847年的饥荒期间，美国领事从阿姆斯特丹报告了途经荷兰的德国移民的情绪，他写道：&ldo;所有消息灵通之人都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眼下的危机是如此深刻地交织在当前的事件之中，&lso;这&rso;一定就是那场伟大革命的开始，那场他们认为迟早会瓦解现存事物与法则的伟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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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感的根源在于旧社会留下的危机看来恰好与一次新社会的危机重合。

回顾19世纪40年代，人们很容易把预见资本主义最终危机将近的社会主义者，视为一批错把希望当作现实的梦想家。

因为事实上接着发生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是它最迅速而且无可抗拒的扩张时期。

然而，在19世纪30和40年代，下列事实却仍相当模糊：新经济终将能够克服它的困难，即那种随着它以越来越革命的方式生产越来越大量的货物之能力的增加而增加的困难。

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被一种&ldo;静止状态&rdo;的前景所困扰：他们（不像18世纪或之后的那些理论家）相信，那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即将枯竭，而且这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

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其捍卫者持两种态度。

那些即将成为高级财政和重工业首领的法国人（圣西门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对于工业社会赢得胜利的最佳路径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仍无定见。

像格里利（horacegreeley，&ldo;年轻人，到西部去吧&rdo;是他的名言）这样的美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却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

他们建立了傅立叶义的&ldo;斯泰尔&rdo;，并在理论上阐释了其优点。

这些斯泰尔是类似以色列集体农业屯垦区（kibbutz），与今天被认定的&ldo;美国风格&rdo;十分不配。

商人们自己都绝望了。

于今回顾，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像布赖特和成功的兰开夏棉纺主人那样的教友派实业家，在他们扩张的最有生气的阶段当中，竟会为了废除关税一事，准备以一种普遍的政治上封锁将他们的国家投入动乱、饥饿和骚动之中。

然而，在可怕的1841－1842年间，对于有思想的资本家来说，工业发展所面临的不仅是麻烦和损失，还有普遍的窒息，除非能立即清除其进一步扩张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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