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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原以为到此父亲和红房子的斗争结束了，殊不知大动作还在后面。

1996年，父亲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把我们家的老屋很便宜地卖掉了，真正是惊世骇俗啊！

在我们家乡，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让，但祖屋是绝对不能卖的。

不过我可以想象，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到底，还是红房子在影响他的观念。

父亲对红房子刻骨而久经的疑惧，给我从小就打开了一扉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门。

2?1971年正月初十

这一天，我号称9岁，其实才7岁。

在我们家乡，人的年纪是以年头来计的，说你多少岁，说的是虚岁，不是实足年龄。

按这种说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么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经是两岁了。

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阴历年中还是旧年，是农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

所以，当我出生42天时，我已经两岁了。

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岁，更何况正月初十。

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岁了——其实才7岁零50天。

这一天，我背着书包走进了设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后我痛苦地发现，我背的书包特别沉重——那不是书的重量，而是泪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那里为什么是正月里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琢磨过。

但是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开学了，而我们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开学的。

我觉得正月里开学更有种喜庆色彩，书包里藏着压岁钱和苏糕，那感觉是很好的。

中国的农村给人最统一的印象是穷，贫穷落后，吃不饱，穿不暖，脏不拉叽，大人缺乏尊严，小孩少了天真。

但是公平地说，我们那边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没有挨过饿，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过年时还有压岁钱，远的亲戚给二角、五角，近的亲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给一元。

我还认了个干爹干妈，自己很节俭的，但对别人很好，尤其对我更好，压岁钱经常给我一张五元大钞。

一般一个春节过下来，我可以得到十几到二十块的压岁钱。

这是我的零用钱。

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布，回来做衬衣。

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忆。

换句话说，我小时候没有感到过生存上的困难，没有这方面的记忆。

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精神上，来自时尚和世俗。

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分成了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

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

，俗称黑五类。

这五黑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

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学的记忆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进来的老师发现了。

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想干吗。

我说是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

老师问我是不是冷，我说是的。

狗日的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这个狗日的！

这是在课堂上！

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懂事的同学。

所以，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欺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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