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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3页）

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识，但其实不尽然。

我小学到初中，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

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奶奶。

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只有他一个人），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

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人，似乎是少了些。

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

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这像一种慢性病，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一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毛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关仁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老师搬回家，现场将我带走。

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

假的真不了。

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没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真相大白了。

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

小学五年半（就是这样的），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赖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中我一再尝到了被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了被宠爱的甜头。

第25节　　关仁老师，王老师，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对天使，像一个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处、最暖处。

他们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诗——

我心里有阳光

来自两个有性别的太阳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实。

3?那年那月那三天

这里指的是两个时间：一是1978年6月11—13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

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后者是高中考大学的日子。

两个日子对我都是非同寻常，有点一锤定音的意味。

人生能有几回搏，说的就是这样的日子。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

把歧视当做动力，发奋读书，通过优异的成绩叫人刮目相看，从而改变受歧视的劣势地位，这是受歧视者正常的一种反应，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无所谓，无所求，任歧视自由发展。

我当属于前者，想通过努力把劣势盖住的。

但是，我们那会儿读书学习成绩是不重要的，考试都是开卷考，好坏很难体现也无人关注。

那时候，我们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劳动积不积极，好事做得多不多，对老师礼不礼貌等，这些课本之外的东西上。

这些东西我都做得很好，小学五年，我当了五年的劳动委员。

我待人也特别礼貌，包括现在都是这样的。

到了1977年，天变了，国家恢复了高考，学校也开始要成绩了。

这时我在读初二。

我读的是二年制初中，初二就是毕业班。

要在以前，像我这种“黑五类”

，高中肯定是没门的。

以前读高中都讲推荐，5的比例，基本是“干部”

子女的特权。

但是那一年天变了，上高中要考试，择优录取，我的机会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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