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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2页）

因为鲁迅是站在东方被压迫者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引进尼采的强力意志和史密斯的社会学观点，便是自然之事。

而周作人从人类的普遍立场出发，则不可避免排斥偏激，以温和手段校正东方文明的弱点。

周作人后来翻译希腊文化著作，亦有此意。

他于尊敬人的个性前提下，喜欢广泛译介诸家之长，以补自己之短。

鲁迅在涉猎域外文明时，范围不及周作人，是该承认的事实。

他后来受德国哲学与苏俄文化的吸引，其过程，对欧美的自由主义文化，便少有了解。

他永远不会像周作人那样，恪守己身，反对压抑个性主义的各种社会运动。

鲁迅晚年介入社会团体运动，热情关注共产主义文化，恐怕多是从东方被压迫者的立场出发的。

可以看出，在&ldo;被近代化&rdo;的过程中，周氏兄弟由开始的并肩合作，文化启蒙，到后来各自东西，既有个性气质的因素，也有接受异域文明的视角和接受对象的区别等因素。

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过程中，人无法自主地决定自己，而更多的是被其所选择的文化所规范。

在谈及周氏兄弟的个体差异时，这一点，也同样不能忽略的。

倘若要系统了解周氏兄弟接受现代文明、自觉地&ldo;被近代化&rdo;的过程，我想一是看其译著的选择，二是看其创作的态度，三是对待政治的立场。

在译著的选择上，我们知道，早期二人是一致的，后来鲁迅倾向于苏俄文化，而周作人则对希腊、日本乃至俄法诸国均抱兴趣。

创作上，鲁迅先是冷峻，而后绝望、挣扎乃至战叫，其文脉很带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痕迹，在周作人看来，这里有虚无的成分。

周作人则一直散淡自由，后趋于绅士风味，把苦涩吞在肚中，不和黑暗直接肉搏，仿佛一个空手道者，俨然成趣地躲在苦雨斋中。

而在对政治的态度上，鲁迅后来相信可以通过社会运动，达到一种社会的进步，所以他后来站在了左翼文化队伍的一边。

而周作人则主张个体的自由，不管什么运动，干涉个体自由，便属非人道之举，所以周作人的立场属于人们所说的自由主义派。

鲁迅的翻译理论是颇值得回味的。

他和周作人在立脚点上，常有共同的地方，但往往不是止于趣味与思想的静观，他的译介过程，我总感到一种悲凉的心绪在涌动着。

读他的诸多译后记，似乎有一根历史之绳在牵着他，永远那么紧皱眉头，不忘对国民性的拷问。

读一读《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看一看《苦闷的象征》的引言，便仿佛是史密斯在《中国人气质》中所企盼的那样，有一种民族自省的精神。

鲁迅的译文大多被苦恼的色泽包围着，他几乎没有译过什么轻松、消闲的作品，从《域外小说集》开始，他选择的对象，多是悲苦孤独者。

既然是欲改造民族性格，何以不多输入一些健朗、幽默、快慰的文化，而偏偏是迦尔洵、安德列夫、爱罗先珂、法捷耶夫一流?而在日本作家中，看重的是夏目漱石、森欧外、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

尤其有趣的是，对厨川白村别有情缘，其译介的热情与用功，在他的翻译生涯中，是较突出的一类。

鲁迅大约不爱美国式的轻松，作为一种文化建设，他觉得那些充满心灵的自语和搏斗的书籍，是中国所亟须的。

《出了象牙之塔》一书，多处揭示了日本的缺失，作者敢于正视本民族的勇气，鲁迅大为赞扬。

所以，重要的在于，启发中国人有一种态度，一种认识自我、解剖自我的勇气。

从异国人的潇洒的自省意识中，鲁迅感受到了中国人到底缺少的是什么。

他说：

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

中国现在并无&ldo;取乱侮亡&rdo;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

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

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倘不是洪福齐天，将来要得内务部的褒扬的，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

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的，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

这就是所谓&ldo;痛快&rdo;罢?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ldo;痛快&rdo;分给同病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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