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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第2页）

漳州老家那边，大舅的父母相继过世，大舅娶了舅妈。

大舅人好，听说母亲在厦门生活艰难，一再过来探望，带着米和钱接济，帮助我们家渡过难关。

1923年初，父亲从厦门去广州，母亲带着大哥大姐举家随往，那时候母亲才知道丈夫是共产党，被派到广州从事工运。

我们家在广州郊外一处民居住了很短一段时间，母亲在那里生了二哥钱海宁。

当年夏天，我们的祖父在台湾过世，父亲回台湾奔丧，行前又把家人带回厦门，搬进渔港这座木屋，房子是父亲认识的一个台湾人租给他的，当时很破，下雨天到处漏水。

奔丧本不需要太长时间，却不料父亲一去难归，只从台湾寄过几次钱，来过几封家信。

母亲独自在厦门支撑一家，咬紧牙关洗衣谋生，供一家人维持生活。

一年多后父亲回来，母亲才知道原来他一回台湾就坐了监狱，日本人始终没忘记当年参与反日逃亡大陆的钱少爷。

父亲在狱中患病，那边的家人设法让他出狱就医，他寻机逃回了大陆。

父亲归来时，恰当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蓬勃发展，他奔走在广东、福建，秘密建立组织，联络台湾流亡青年。

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奉调去了武汉。

1927年，上海、武汉相继发生政变，国共分裂，共产党惨遭镇压，父亲逃过捕杀，于当年年底从武汉潜回厦门，我们家的木屋成了厦门地下组织一个秘密据点。

来年春天，军警突然包围我家，冲进屋里搜查，万幸的是父亲当时外出，没被捕获。

家人却遭了大灾：母亲即将临产，被军警捕进了监狱。

这就是我生于监狱的缘故。

我出生在我们家最艰难最凄惨的时候，父亲逃避追杀，不知去向。

母亲在监狱里不断过堂受审，一问三不知，饱受折磨。

我们所居木屋作为&ldo;共党据点&rdo;受查封，大哥大姐和二哥被赶出家门，流浪于厦门城乡。

我在监狱里出世，死而复生不久，母亲被取保释放‐‐她对父亲的秘密活动确实知之不多，无法提供当局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她没有用，终于放人。

母亲抱着我回到渔港，我们家的木屋门外还贴着封条，母亲不管不顾，撕了封条，自行登堂入室。

以后几天，她抱着我在厦门街头四处询问，终于在乡下一间破庙找回大哥他们三个孩子，领回木屋，我们家的生活在那里重新开始。

我们所居木屋容我们一家人栖身，它却不是我们的房子，多少年来，母亲一直担心房子的主人突然露面，让我们把所欠租金缴齐，即刻走人，那样的话我们真不知该往哪去。

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住着，始终没人上门干涉，不知为什么。

也许房子的主人把自己的这份产业遗忘了？或者已经不在人世？

我们家重回木屋不久，有一封信从香港寄来，是父亲的信，他还活着。

一年多后风声稍平，父亲从香港悄悄回家，秘密藏匿在木屋里，不时召集秘密会议。

很快我们家受到注意，父亲接报再次匆匆离开，大哥用自行车把他送到码头，看着他上船去上海，这是我们家人与他见的最后一面。

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父亲去上海不久就于英租界被捕，引渡回故乡台湾，第二次进入日本人的监狱，后来就在那里失去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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