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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2页）

但是，如果我们以为仅凭这一道圣旨就能把案子审讯得水落石出，那么我们就把清朝政治想得太简单了！

三牌楼案案情曲折，涉案官员众多，舆论高度关注，这是多么好的政治斗争的素材啊，怎么能浪费呢？在晚清，一桩案子如果不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是称不上一起大案的。

十一月初，河南道监察御史李郁华首先就三牌楼案发难。

他上奏，以&ldo;问官滥杀无辜，督臣意存袒护&rdo;的大帽子开头，请求严讯此案。

李郁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李郁华说，四年前的三牌楼冤案是洪汝奎一手制造的，而总督刘坤一上下其词，把罪责推卸给胡金传一个人，显然是在故意偏袒洪汝奎。

可见，李郁华攻击的真正矛头，对准的是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政治明星洪汝奎。

李郁华的奏折，触动了慈禧太后敏感的权力神经。

慈禧太后对此案是不是冤案并不感兴趣，对绍宗、曲学如等草民的生死也并不关心。

她从此案中看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地方官员办案时违背了正常的司法程序，总督司法权力膨胀。

地方权力扩张，朝廷权力就萎缩，慈禧太后绝对不能容忍这一点。

晚清时期，权力下移是一个大趋势，朝廷权威逐渐被削弱，封疆大吏势力越来越强大。

慈禧太后刚好可以利用三牌楼案，敲打一下以刘坤一为代表的地方势力。

所以，朝廷下圣旨斥责刘坤一，要求查清楚洪汝奎、胡金传等人在此案中的责任。

当时，刘坤一即将去位，朝廷调左宗棠继任两江总督。

但是，舆论的力量太强大了。

李郁华又上奏说，刘坤一不能置身事外。

十二月二十一日，刘坤一上奏，说明了三牌楼案的进展。

在奏折中，刘坤一说三牌楼案当时由洪汝奎承办，洪汝奎查明案情后并未定拟罪名，而是具禀前两江总督沈葆桢，案情重大，请派大员覆讯，以成信谳奏折。

沈葆桢在二十三日批示，案情无疑，将曲学如、绍宗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张克友割耳递解原籍。

这些情况，不仅有案卷可查，而且还有沈葆桢的亲笔批示，大家都可以辨认。

刘坤一基本上是在为洪汝奎开脱。

十二月初六，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也上奏议论三牌楼案。

陈宝琛的奏折比李郁华的奏折更具体，还透露出了不少背景信息。

首先，陈宝琛说，七月周五、沈鲍洪落网，人们重新关注三牌楼案。

但是八九月，千里之外的北京城就出现了匿名书信，痛骂洪汝奎，并提到三牌楼案。

有人把书信投递给京城许多官员。

这明显是带有政治目的的。

他怀疑是洪汝奎的仇家所为。

因为洪汝奎担任盐运使之后，严格依法办事，损害了奸商的利益，引起部分盐商不满和毁谤。

所谓的三牌楼冤案，不排除有盐商势力在背后操纵、鼓噪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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