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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2页）

认真地读了那些讨论文章，又粗粗地翻看了女儿的语文课本，我感到，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从教材的选定到教学的目的，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自满自足的体系，要彻底改变是不可能的。

有的文章，对我们几十年基本不变的教材提出批评，其实，教材仅仅是教育目的的产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就有什么样的教材。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后，随着政治形式的变化和发展，换了一些提法，但骨子里还是老一套。

而教育目的，不是几个编审教材的书生能够决定的。

我看到了那个编教材的人吞吞吐吐地发言，知道他们有难言之隐。

正因为国家的教育目的带有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也就只能编出这样的教材。

就是这样的教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给彻底地否定了，因为它还不够红，还不够无产阶级，那就只学《毛主席语录》。

我在小学学习五年，有两年就是把一本大开本的《毛主席语录》当了语文教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把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材当成了好东西，几乎全盘恢复。

其实，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建国以来共产党所犯错误长期积累后的必然爆发。

共产党文革前所犯的错误，在我们的语文教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文革后，共产党在不断地纠正文革前的错误，但我们的语文教材却没有跟着变化。

于是也就出现了被许多人猛烈抨击的现象：在不提阶级斗争多少年后，我们的语文教材中还有那么多革命文章。

文学界早就对统治了中国散文界几十年的那种类型化散文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些虚假成性的文章早就没人要读，但我们的教材还把它们当成光辉的范文，硬逼着老师升虚火，强抒无产阶级之情，硬逼着90年代的学生，去摹仿他们那种假大空的文体。

也许，这些文章的作者，在写这些文章时，抒发的确是他们当时的真实感情，但这些人现在活着的也不写这样的文章了，他们批评起共产党的错误来，比我们这些所谓的有问题的作家还要刻薄，他们自己也未必承认，那些被选进了教材，教育了几代中国人的文章，就是他们最好的文章。

他们未必不对当年自己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创作进行反思。

他们现在的创作也是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不健康的情调的呀!这些最革命的作家早已变成了美丽的蝴蝶满世界飞翔着传播爱心，但我们还在强逼着孩子们学习他们那些咬牙切齿的文章。

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里，人道主义人性，都被打上了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标签，进一步发展就是谈情色变，经常被引用的就是鲁迅那句话，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其实鲁迅也不是焦大，他也不敢肯定地说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

共产党进城以后，多少焦大改造了家庭，娶了成千上万的林妹妹做老婆。

但人们不敢面对现实，尤其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

鲁迅先生通过阿q揭示了部分国民性，鲁迅先生还用他那些匕首般的杂文，揭示了中国人的虚伪。

这是更为普遍的国民性。

因为虚伪，我们口是心非；因为虚伪，我们亦人亦鬼；因为虚伪，我们明明爱美人，却把美人说成是洪水猛兽。

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虚伪，形成了习惯，使我们把虚伪当成了诚实。

我们明明满口谎言，却并不因为说谎而产生一点羞赧之心。

这就来了，明明我的儿女公费留学后全都不回来了，我还是理直气壮地批评那些不回来的留学生；明明我的儿女在国外过着好日子，我却义正辞严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

明明我们知道教材里许多文章是假话空话，连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们还是逼着孩子们当成真理来学习。

明明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病态的资产阶级感情，但我们却硬要消灭学生头脑中的这种感情。

我们教材中的有些文章作者明明是表达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感情，我们却硬要给人家进行无产阶级的解释。

问题还是回到我们的教育目的上来吧，我们的语文教育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能够用独具特色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允许摹仿着教材上的光辉样板抒发无产阶级感情）；我们要培养的是思想健康的接班人，并不需要感情细腻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恨不得让后代都像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乖孩子，决不希望培养出在思想上敢于标新立异的异类。

国家鼓励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标新立异、发明创造，但似乎并不鼓励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标新立异，更不希望你发明创造。

尽管国家有宗教政策，允许人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相信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佛教，但在我们的学校里则决不允许有任何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

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教材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由此决定了我们要通过语文教育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

于是，语文就变成了政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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