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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1页）

梁启超的思想是十分庞杂的。

他既有进化论的观念，又受惠于卢梭的某种精神。

其所涉猎的领域亦十分广泛，有边沁学说、康德的思想、佛学理义、科学精神等等。

因接触大量域外文明，对中国国民遂生出诸多不满。

早年力主维新，倡明变法，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撰述多篇宏论，其中《过渡时代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说》等，思想一新，颇为青年注意，亦可谓启蒙的先声。

梁启超曾痛感中华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进化论之观点入中土，阐明中国已处于过渡年代，&ldo;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

&rdo;[1]看到了时代的转机，导之以世界进步之声，这是梁启超那代人的功绩。

他们甚至天真地把&ldo;黄金世界&rdo;的到来，看成必然的历史过程。

但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那呼声，总觉得有些弱小，改造社会，在那时谈何容易!后来的历史表明，更换政府容易，而改造国民性，则非一日半日之功。

所以，鲁迅归国以后，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于国民性的改造之中，便是对空泛的理想主义叫喊的一种纠正。

一个失望于自己民族的人，其生命之旅，是异常沉重的。

这种价值的承担，鲁迅与周作人都有过，鲁迅承受的，要更重一些。

他们的表现方式不同，但在对中国人心性的理解力上，都是很具特色的。

鲁迅有个时期抄古碑，周作人&ldo;闭户读书&rdo;，均是对现实绝望的一种态度。

生活太苦，世道甚危，面对古老的民族积习，他们惟有长叹而已。

一方面是接受西方人文学说的启蒙者，另一方面是亘古不易的人生之海，面对此，周氏兄弟有着巨大的悲哀。

他们早期写作中，呼吁人的文学，写实的精神，大概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吧。

对周氏兄弟而言，留学日本，均有几本洋人著作影响自己的终生。

举一个例子，鲁迅特别推崇美国传教士亚瑟&iddot;亨&iddot;史密斯所著《中国人气质》一书。

这书的观点，对鲁迅后来认识中国社会，其作用不可小视。

他在死前的14天，还在文章中呼吁有人能将此书译出，使国人看后能够猛醒。

周作人则信奉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的学说，认为此人的理论，对国人认识妇女，认识人自身，作用甚大。

周作人后来有关妇女问题的观点，显然受到他的影响，兄弟二人接受的这两种学说，其作者在西方都不算大家，但对两人的作用，却超过其他哲人。

文化传播的这种现象，不独在中国，于世界各地，恐亦有此类雷同，颇值得研究。

周氏兄弟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是心悦诚服的，这里丝毫没有国粹的余痕。

他们后来不久便告别了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学之中，参之以国学研究，考察历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寻结论，很是用力。

这是&ldo;被近代化&rdo;过程中的优秀学子独有的选择。

只要看看后来两人不遗余力地译介域外人文科学理论，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便可体味出他们创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

不隐讳自己民族的弱点，以韧力与传统抗衡，两人付出了不同的代价，仔细想来，确是悲壮的。

亚瑟&iddot;亨&iddot;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于1894年美国纽约佛莱明公司出版，1896年，日本涩江保译为日文，取名《支那人气质》，由东京博文馆出版。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看过此书，想是必然的。

他后来曾4次在文章中提及过此书，希望有人能译出，如1926年所写《马上支日记》，1931年致陶亢德的书信，1935年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文，1936年所作《立此存照》（三）。

如此看重此书的内容，在鲁迅那里是非同寻常的。

《立此存照》（三）云：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

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2]

鲁迅译过的书籍可谓多矣，但不知为何，自己一直未去碰史密斯的著作。

从他多次谈及此书的情绪上，对其内容的兴趣，恐并不亚于苏俄的新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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