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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然而一进入正题时，他又渐渐地感到刚才经理们说的那些话不无道理。

摊子大，包袱重，周转不灵，资金短缺，这是国有企业致命的通病。

让他们带着枷锁镣铐跳舞跑步，他们跳得动，跑得开吗？一些个体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不择手段，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偷税漏税、克扣工资、投机回扣、重金收买、巧取豪夺、没有任何顾忌，甚至可以对国家和职工不负任何责任，国有企业能那样做吗？尽管大部分个体企业都是遵纪守法的，但个体企业的自由度毕竟要大得多，包袱和压力要轻得多，自决权也一样要多得多。

尤其是某些个体企业所干的那些横行无忌、明目张胆的事情，对国有企业来说，则全都是违法乱纪、动辄得咎的行为。

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下，国有企业得付出多少倍的代价和努力才能保住不败下阵来？就是再能干的经理和企业家，面对着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又能干出多好的业绩来？他们的苦衷能没有道理吗？而且不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吗？

这么多年来，我们老是在讲政企分开，可是什么时候政企真正分开过？且不说我们任免企业干部的那种随意性，让那些大大小小的经理和厂长们终日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只是对国有企业资金的任意占用和对企业产品的盲目指令，就足以让企业时时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1990年，市委兴建办公大楼，一次性就从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拿走人民币800万元，这几乎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那一年全年的剩余利润！

一年后作为副市长的他被选举为市长，于是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当然也包括中纺的职工干部，都在背后骂他这市长是用钱买来的！

其实有谁能知道，在当时的市委常委会上，他对此事所持的是最为强烈的反对态度。

在那些年里，尤其是在中纺发达兴旺的那几年里，中纺每年的摊派款项都数以百万计。

再加上并不合理的利税标准，使得中纺几乎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若碰上一个好大喜功的上级领导，以釜底抽薪式的举措让你扩大生产，以硬性指标逼着让你不得不虚报产量、无中生有，甚至于在勉强持平和亏损的情况下，让你上缴利税和赢利所得！

国有企业若要总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又如何能好得了？你成天逼着让他们干坏事，他们又如何能干出好事来，又如何能不变坏？

能这么一味地只是指责他们个人吗？又怎么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在他们头上？这会儿又逼着让他们拿出办法来，这岂不是自己得下的病，却非要让别人去服药？

你这会儿是一市之长，而且还是中纺的老厂长，又是多年的优秀企业家，在当市长之前，还是主管企业多年的模范副市长，其实最应该拿主意的是你，最应该有办法的也是你，恰恰不应该是别人！

以中纺目前的情况，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才好？

李高成脑子里顿时又是一片茫然。

卧室门轻轻推开了，妻子吴爱珍悄无声息地站在了门口。

家里有两个卧室，自从李高成当了市长后，他同妻子更多的时候是各睡各的卧室，以免相互打搅，无法安睡。

其实妻子的工作比他也轻不了多少。

妻子是市东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常常忙得不可开交。

卧室里各有各的电话，妻子的卧室里整日电话不断，有时候甚至半夜三更还有电话打进来。

妻子还有一个bp机和移动电话，就是吃饭时也时常有人不断地呼她和找她。

案子多的时候，她晚上很少11点以前回来过。

加上是市长的夫人，所以也就更加忙了几分。

平日里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大都是在早餐时和晚饭以后。

尤其是这一两年以来，夫妻俩在一个卧室里休息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

妻子吴爱珍比他年轻11岁，前不久才刚刚过了42岁的生日。

他们俩结婚时，他整整30，而她却才19岁。

他是个中专生，而妻子则是个师范中专生。

唯一不同的是，李高成是文革以前的中专生，吴爱珍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

他们结婚时，李高成只是个一般的技术员，刚刚当了车间副主任不久，吴爱珍则刚刚毕业不久，因当时恢复公检法机关，人员奇缺，她便被抽调到了市检察机关工作。

李高成相貌一般，吴爱珍则相当漂亮。

所以不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俩都不应该成为一对。

即便是到了现在，他们俩走到大街上，也很少有人能把他俩看成是夫妇。

54岁的李高成，看上去足有60，43岁的吴爱珍却像三十多岁。

不认识的人竟常常把他俩看成是父女关系，以至于闹出不少笑话来。

甚至于有好多人直到今天还坚持认为，李高成肯定是离过一次婚后才同吴爱珍结的婚。

他俩当初的认识也纯属偶然，毫无浪漫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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