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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2页）

吸引我的是教育和文化机构的工作，尤其是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和现代艺术博物馆。

我在20世纪30年代的旅行和我在战争时期的经历，提高了我对国际事务的敏锐性，而我又通过积极参与美国外交协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纽约国际中心的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在这方面的意识。

另外，为拉瓜迪亚市长工作的日子激起了我对城市生活复杂性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如今表现在我在威斯特彻斯特县规划委员会的工作和在创建晨边高地有限公司（orngsideheights，c）中的领先作用，而该公司是美国处理城市衰败和更新问题的第一个私人项目。

60彻底改造洛克菲勒大学（1）

让我第一次接触教育机构管理的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理事会。

父亲一直是祖父于1901年创建的这个机构的创建和发展的驱动力。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他仍然是该机构7人理事会的总裁。

父亲备感骄傲的是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在生物学、病理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的研究对医治传染病‐比如黄热病、梅毒和肺炎‐的实际影响。

父亲更加支持研究院的根本使命‐对科学知识的追求。

他明白，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必须先行，研究结果的直接应用是自然而然的。

佩顿•鲁斯在发现癌症病原方面的重要研究;艾伯特•克劳德、基思•波特和乔治•帕拉德在细胞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研究;奥斯瓦尔德•埃弗里、科林•麦克劳德和麦克林•麦卡蒂关于dna携带遗传信息的发现等等，这些是洛克菲勒研究院的真正的衡量标准。

这些进步改变了科学探索和医学实践的性质，实现了祖父和父亲在1901年创建该研究院时内心确定的使命。

虽然拥有丰富的历史，研究院在20世纪40年代末却站在了十字路口上。

它在领导人选、科学使命和资金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

父亲计划在1950年退休，获得诺贝尔奖的神经生物学家、院长赫伯特•加瑟博士也将于几年后告老还乡。

父亲认为一直担任理事职务的约翰哥哥会继承他在理事会领导的位置。

但是，1946年年初，约翰决定辞去理事会的职务，专心致志于威廉斯堡修复协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事业。

于是，很明显，我将不得不承担家族传统在这个关键性研究机构中的责任。

1950年，我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后，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研究院如何生存，以及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否应当生存下去。

事实上，理事会中有一些人的确支持关张的想法，因为它的最初使命已经基本完成。

对我来说，那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但是我们需要确定研究院在生物医药领域内应该具体扮演什么角色。

资金也是个重要的问题。

祖父捐献了这个研究院，父亲补充了资金和土地用于研究院的扩建。

多年来，资产组合管理有方，截至1950年资产已经升值到了大约1亿美元。

但是，为了保持它的彻底独立，研究院从来没有接受过政府的资金，甚至没有接受过其他个人的资金，因为父亲认为那样就会削弱研究人员在开展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工作时的独立性。

结果，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费用超过了收入，人员被迫减裁，对研究范围造成了负面影响。

如果不作政策上的修订，允许我们寻求新的收入渠道，那么研究院就有降级到二流机构的危险。

我们需要对研究院进行综合评估。

在我的鼓动下，理事们请德特勒弗•布朗克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国家科学院主席、洛克菲勒研究院科学顾问理事会成员‐主持一个委员会来进行评估。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布朗克相信独立科学探索的关键作用，赏识研究院的开创性工作。

但是，他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我‐认为，如果研究院要在一个更具竞争性、更富有挑战性的环境中生存，就必须进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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