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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2页）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该书在1976年问世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已经从大学毕业，而那些在学生期间曾经积极参与极端主义政治活动的人，也都早已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因此，尽管与越南战争和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相关的问题已经不再那么迫在眉睫，但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以及我和佩吉‐都不得不面对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些根本分歧和严重的紧张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我们开始比较平静地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尽管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分歧，但我们至少还抱有一些共同的愿望：创建一个没有种族仇恨和偏见的更加公平的世界，消除贫困，改善教育，研究出人类不通过毁坏环境而得以生存的方法。

这种认识花了很长时间才被理解，可是，一旦达到了这种理解，我们所有人之间产生一种不同的、相互更加尊敬的关系的可能性就增大了。

然而，在那之前，我们这两代人的关系经历了10年的对抗，而不是礼让。

103为人父母的艰难

我和佩吉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我们的两个孩子‐阿比和佩吉‐为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思潮和事业所深深吸引，而另外4个孩子对那些年风云多变的政治参与却少得多。

我们是根据同样的道德准则抚养所有孩子的，依据的主要是我和佩吉自己的成长环境中所深信不疑的基督教信条。

我至今仍然感到十分诧异，每个孩子对家庭教育、对20世纪60年代的事件竟然作出了如此不同的反应。

我毫不怀疑，在他们早年正在成型的那些年里，我长期不在他们身边这一点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关键性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服兵役之前或期间出生的戴夫、阿比和内瓦，在他们来到世上头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并不在他们身边。

佩吉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尽她的能力给予他们爱和指导，而他们也吸取了她对大自然和音乐的热情，以及她拥抱大千世界的激情。

佩吉、理查德和艾琳都是在战争之后出生的，但即便我还是大通的一名初级官员的时候，旅行也是家常便饭，常常离家出差。

因此，对于那些小一些的孩子，我还是无法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也是应得的时间和关注。

佩吉觉得为人母亲的负担实在难以承受。

虽然她是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大多数时候具有与孩子们沟通的出色能力，但在我们婚姻生活的头20年里，她还阶段性地感到极度抑郁。

当她处于这种恶劣心情的时候，孩子们学会了要躲她远一些。

虽然佩吉坚持配合一位出色的心理医生的工作，并最终成功地战胜了自己的大部分问题，但她的抑郁‐加上我繁重的工作和频繁的出差‐似乎很可能在至少一部分孩子们心中造成了不安全感和焦虑感。

我和佩吉一心要成为负责任的父母，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和良好的教育。

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在纽约市有名的日校读书‐女孩们去蔡平（插p）和布里尔利（brearley），男孩们去巴克利（buckley），使他们获得了牢固的教育基础，尽管他们缺少文化方面的多元化。

我们的大多数周末是在塔里敦的哈得孙松屋度过的。

孩子们在那里骑马、在外面玩耍，下雨或者冷天的时候可以在&ldo;娱乐房&rdo;里游乐，而且常常邀请他们的小朋友们一起玩。

我们还带他们周游美国各地，并带他们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如我的父母对待我那样。

我们的家里总是满屋子世界各地的客人，这样孩子们很小就开始接触到了各种类型的有趣的成功人士‐比如大提琴手卡萨尔斯，秘鲁总理佩德罗•杰拉多•贝尔特伦，哈佛校长内森•普西，以及乔治•马歇尔将军。

孩子们对客人的来访反应良好，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富有教育、充满乐趣的经历。

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许多关系培养了他们的诸多兴趣‐语言、艺术、自然世界，并引导他们满腔热情地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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