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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李鸿章说这些话时，地位已经比曾国藩高很多了，但他谈起曾国藩来，仍一口一个“我老师”

。

3。

　谋国之忠

在曾国藩前期的军事生涯中，最令他没齿不忘的，是他在靖港战败准备自杀时左宗棠对他的恳切规劝。

曾国藩创建湘军早期，湖南官场原本是不容曾国藩的，只因见湘军初具规模，湖南官场才稍稍接纳，后来见曾国藩靖港之战如此惨败，便纷纷起来对他加以指责。

即使是他平时的旧友故交，也纷纷离他而去，如郭嵩焘、刘菩、冯树堂等人，都可谓曾国藩平时披肝沥胆的朋友，但此时都或为避嫌疑、或托有事而远离曾国藩。

湖南布政使徐有壬闻报后更是惊恐不已，彻夜不眠，第二天即会同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要求弹劾曾国藩，并解散湘军。

此时，唯有左宗棠前往劝说曾国藩。

据左宗棠的《铜官感旧图序》载，左宗棠是在曾国藩返回长沙郊区的第二天早晨去见曾国藩的，“缒城而出，省公（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

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议，公瞑目不语”

。

当时，因左宗棠任湖南巡抚幕宾，巡抚对他依畀甚重，所以湖南之政治、军事、财经大权左宗棠皆可作主。

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在许多地方都得到了左宗棠的帮助。

首先，巡抚张亮基邀曾国藩训练湘勇，是得力于左宗棠的推荐。

其次，曾国藩招募湘勇，所需经费大多由左宗棠帮助筹措，据左宗棠自己说，他在任巡抚幕宾期间，共为曾国藩的湘勇筹银近三百万两，只此一条，就足以令曾国藩对左宗棠感激不尽；再次，曾国藩与湖南官场的种种矛盾，常常赖左宗棠得以化解。

终其一生，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咸丰二年至咸丰十年，基本上是左宗棠关照曾国藩的时期；从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大致为曾国藩关照左宗棠的时期；同治三年以后，则为两人互相隔绝的时期。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过程，最能体现曾国藩“谋国之忠”

的为人处事之道。

靖港之败后，左宗棠的确有恩于曾国藩，但咸丰七年，曾国藩对左宗棠却又恨得咬牙切齿。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去世，正陷于江西战争泥潭中的曾国藩视此为脱离困境的良机，未得朝廷允可，便扔下江西的烂摊子回家奔丧去了。

左宗棠闻听此事后，对曾国藩此举极为愤慨，指责他自私虚伪，湖南官场也乘机群起攻击，使曾国藩内心极为痛苦，因此发誓不再与左宗棠来往。

内王外圣曾国藩（4）

然而，事隔一年半，当咸丰八年朝廷再次起用曾国藩时，曾国藩回想当初左宗棠对自己的指责，也并非全无道理。

而且，今后带兵打仗，还有许多需要依靠左宗棠的地方，因此决定不计前嫌，前去拜访左宗棠，并撰写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雌，守其雄”

的联语，请左宗棠为他彖书。

曾国藩这么做，一方面是借此使两人的关系得到缓和，一方面则表示自己的悔过之意。

咸丰九年，永州镇总兵樊燮因挪用公款、私役兵弁被人告发，巡抚骆秉章令左宗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

而樊燮则通过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反告左宗棠，说他把持衙门、挟持巡抚、行事专断。

咸丰帝接奏后，便专为此事派人前往审讯左宗棠，并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一时间，左宗棠命在旦夕，在给友人的信中，有了脱离官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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