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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4页）

以他们过去的工作性质及生活方式，一般我都能猜估到，他们在文化革命中面临的是何种麻烦。

我则绞尽脑汁地回忆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尽力让造反派能改善对他们的看法。

在书面汇报中，我措词也尽量运用左派比较熟悉并容易接受的词句。

我们这一代有文化的中国人，最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强烈的爱国心。

我们这些人，自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地持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同时对我们国家较之他国的落后之处，时刻萦绕心头。

事实上纵观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百年来中国优秀文化日失优势的一个记录。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之时，大家都认定共产党能领导中国向前迈步，因此我们许多人，都愿意留在中国，或从海外返回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

然而现在回过去看，那样的想法真是幼稚又质朴。

因此，在我写书面汇报时，总是坦诚地表白我的亲友，都是爱国及有所作为的。

但事实上，我的努力，有如瞎子点灯白费蜡。

因为造反派，就是一心一意要挑剔别人的过失，不愿看重人家的德行。

再说，极左分子根本混淆了国家和政府两者之间的概念区别。

国家，是指〃有共同祖籍的人民〃，政治，是指〃在同一个政体下，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

假若一个人，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就在中国的文化生活中为科学或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的努力并不被承认是为中国服务，而是划为替国民党统治者服务，这些人便被指控支持敌人统治中国而属有罪。

这种观点是如此狭隘和荒谬，令我常为此而向审问员据理力争。

一系列的审问，都是在梅雨季节进行的。

常常在抵达审讯室时，我已浑身都给雨水淋湿了，鞋袜也都浸透了水。

我没有雨衣，幸而天还不是太热，可以多穿几件衣服，不致渗湿内衣。

这样的审问一直持续到夏天。

雨季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闷热和蚊子。

有时，那些曾要我书写材料的我那些亲友的单位代表，也来参加对我的审问。

如是，我就知道哪些亲友也跟我一样在接受审查。

我很为他们担心，我常常特意留心那些陌生人的神情态度。

假如他们看上去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我就稍稍放心一点；假如他们显得无知又朗险，我就为我的亲友担心。

秋天时，一个来自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军管会代表，向我了解他们院长黄佐临的情况。

黄和他的妻子妲妮，是我和丈夫在伦敦读书时结识的老朋友。

妲妮是个漂亮而富有演戏才华的高超演员。

上海解放时，黄已是一位著名导演了。

大家都知道他们夫妇俩已被上海地下党邀请留在上海。

两人都立即被共产党聘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后，黄被任命为院长，并参加了共产党。

他们工作得很出色。

在上海戏剧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第一流的剧本，其中包括莎翁的喜剧及其他当代欧美作者写的有关讽刺资本主义制度的作品。

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观众体会到外国构剧作家，也可以用批评的方式来描述他们所处身的社会的阴暗面。

中国的评论家及文化部门的党的领导，都认为黄是第一流的导演。

显然，他和那些紧跟极左派的所谓〃艺术为政治服务〃，及〃文艺要歌颂工农兵〃的人，还是有所不同的。

在我这次受审之前，我已从报上读到好几篇有关批判黄在五十年代导演的一部名为《战上海》的电影的文章。

这部电影，是颂扬共产党解放上海时的英勇战迹。

不仅艺术手法高超，而且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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