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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2页）

科举制的废除，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帝国的最后一丝眷恋，精英阶层从科举的既定轨道中散溢出去，很快衍生了一股反对的、无从把控的力量。

一个可比照观察的事实是，1977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一个变革措施就是恢复高考制度，将潜在的不满及反对力量纳入统治体系之内。

在敏感的社会转轨时期，一废一复，颇可参研。

当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的大门外&ldo;会师&rdo;之后，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便成为必然。

立宪运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洋务运动进入第三个阶段，变革主题由经济领域迅速地向政治领域推进。

1904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拟请立宪奏稿》，一时间&ldo;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rdo;，一场意在仿效日本的立宪运动拉开帷幕。

也就是说，在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行至半途之际，政治改革的需求呼之即出。

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则试图以武力推翻帝制，改良与革命开始一场惊险的较量。

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1906年9月1日，慈禧终于下达&ldo;预备立宪诏书&rdo;，同年11月，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入会者都是一时精英。

侯宜杰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体制外文人及商人阶层是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

在推动立宪的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

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

如侯宜杰所言，商人们认识到&ldo;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

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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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热情被彻底调动起来的环境中，根本没有做好心理和制度准备的中央政府处在了无比尴尬的境地。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朝廷一再拖延召开国会的时间，甚至以&ldo;明图煽动，扰乱治安&rdo;的罪名查禁各地的立宪社团。

民间失望情绪浓烈。

1908年11月，光绪、慈禧在两日内相继去世，朝野失去谈判的&ldo;最大公约数&rdo;。

之后执政的&ldo;皇族内阁&rdo;全面排挤汉人大臣，武力弹压各地的立宪请愿活动。

就这样，清政府尽管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则犹豫摇摆和缺乏远见，它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几乎所有群体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

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

甲午之后，大兴铁路渐成热潮，朝廷将之当成国策，民间看到巨大利益，国际资本也不甘失去机会，于是，铁路成了各方争夺和博弈的最大热点。

从1904到1907年间，各省成立18家铁路公司，其中，13家商办、4家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仅有1家为官办，数以十万计的民众购买了铁路股票。

国有化政策对保护民间股份毫无考虑，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为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承担了四成的损失风险。

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上，这是继1884年李鸿章夺权轮船招商局之后，又一起严重的&ldo;国进民退&rdo;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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