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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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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4年，苏联发生&ldo;宫廷政变&rdo;，赫鲁晓夫被撤职并隔离审查，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推行&ldo;新经济体制改革&rdo;，&ldo;老师加兄弟&rdo;的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一百万。

同时，美国出兵越南，中国遭遇两个超级大国的&ldo;南北威胁&rdo;，中共决策层的判断是，&ldo;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rdo;。

据此，中共中央作出了&ldo;三线建设&rdo;的重大战略决策，把东北、华北和华东沿海一线、二线地区的重要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等三线搬迁，毛泽东号召&ldo;好人好马上三线&rdo;。

在中国工业史上，规模宏大而秘密的三线建设有多重的标志性意义，它是继1937年的战时大内迁之后，第二次&ldo;工业西进&rdo;，而且是一次主动的、具有强烈计划性的大行动。

同时，它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苏援&ldo;156工程&rdo;之后，最集中、最重大的工业投资运动。

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政府把计划内50的工业投资和40的设计、施工力量投入到三线建设中，累计投入资金2052亿元，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军事和重化工业项目。

可是，预想中的世界大战并没有&ldo;如期&rdo;爆发，庞大的&ldo;三线计划&rdo;便成了又一次的国力虚耗。

在布局上，三线建设以&ldo;立即要打仗&rdo;为假设前提，实施了&ldo;靠山、分散、隐蔽、进洞&rdo;等方针，把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得极为分散，有的甚至采取了&ldo;村落式&rdo;、&ldo;瓜蔓式&rdo;、&ldo;羊拉屎&rdo;式布局。

用游击战、备战化的方法进行工厂建设，低效率、高投资是可以想见的。

由于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上马十分匆忙，规模非常庞大，加上政治动荡、管理混乱等原因，浪费和损失很惊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战略调整，大量地处大西南深山沟里的三线工厂被废弃，当年国家投资几十亿元建设而成的厂区，后来如同一座座鬼城。

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共产党以&ldo;工人党&rdo;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1927年国共决裂后转入农村，日渐演变为一个&ldo;农民党&rdo;。

其最高决策层大多是农家子弟出身，他们对农民心理和利益诉求之掌握乃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而土地政策正是核心。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便以&ldo;打土豪，分田地&rdo;赢得了支持。

1947年的《土地法大纲》更是在争取民心上起到了决胜性的作用。

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在土地和农村政策上一反之前的私有化立场，展开了系统性的集体化改造。

1951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鼓励农民以&ldo;土地入股&rdo;，组建互助合作社，这一政策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暴力反抗。

到1952年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40。

1955年年底，在毛泽东的急迫要求下，初级合作社向高级合作社升级，仅用一年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63，参加高级社的占农户总数的878。

在粮食&ldo;大跃进&rdo;的1958年，高级合作社又向更高级的人民公社升级，形成了&ldo;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rdo;的公社模式，到年底，全国原有的74万个农业社变成了265万个&ldo;一大二公&rdo;的人民公社。

也就是说，在《土地法大纲》颁布的11年后，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又被收归为集体所有，5亿农民被全部纳入集体化的生产和生活中。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自明清以来所形成的、基于小农经济的宗族社会模式被彻底破坏，从此，中国人再无&ldo;故乡&rdo;。

因为农民失去了对土地交易的处置权，实质上便也失去了所有权，因此所谓的集体化便是国有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杨小凯指出，人民公社化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有根本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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