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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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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50年的4月19号，我坐在军政大学校园里的长椅上正在看谢红梅给我的来信，要我给刚出生的儿子起名，并说她产后身体不好，我想写个请假报告回上海去。

梅嘉生总队长笑嘻嘻地向我走来，问我有什么事情。

我说，妻子来信生了个儿子，我正想写请假报告，并把谢红梅的信交给了他。

“噢，小谢病了！

’他抱歉地向我说，‘看来，你得向小谢请个假了。

’‘为什么？’我知道他不是玩笑话，他说，‘我和你有一个光荣任务，看来，我们又有仗可打了！

’我有些愕然，‘去哪里？’解放战争的征尘刚刚洗净，谁也想不到再跨征鞍。

……

“梅嘉生总队长顺势拉我坐下来，缓缓地说，‘中央决定组成军事顾问团入越，由原来三野十兵团的韦国清政委担任团长，由我们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抽调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我当韦国清政委的助手。

我们必须立即选调有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军事、政治、后勤干部配属到越南人民军里，协助他们工作！

’

“我心里格登一震，我要回上海看新生儿子和生病妻子的欲望立即化成泡影，一阵茫然若失的情绪潮涌般地袭上心头，‘去多少人？’这并不是我应问的问题，只是表明我乱了方寸，好像可以打折扣不去似的。

梅总队长告诉我，准备调营职33名，团职17名，我当然就在这17名之内；师职6名。

军职2名，兵团职1名，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共达281名。

‘要去多长时间？’我一出口又后悔了，这又是我不该问的问题，按说，我这个半生征战的军人，应该怀恋沙场，可是，和平生活却更诱人，我一心想在安定的环境里进校深造，成为平时梦寐以求的能够载入史册的一世将才。

“梅总队长苦涩地笑笑，‘很难说去多长时间，我看，就是中央军委也确定不了，这要看局势的发展！

’‘什么时候集中呢？’我的心头漾起一阵酸楚，觉得有点委屈，心想，自己新生的儿子都来不及看一眼就要为别人去搏杀了，而且还是在越南，那是多么蛮荒之地，我没有到过越南，可是，在抗日期间。

我就听说过史迪威指挥的缅甸远征军的战争，那也许是世界战争史上最艰苦的战争之一。

“……‘明天就要集中！

’梅总队长迟疑地说，‘先介绍一下目前的时局和组建顾问团的背景，而后作行前准备，中央首长有可能接见顾问团成员，有什么要求还可以提出。

看来，你是无法回上海了，只能怪小谢的信来晚了两天。

……’也许他看出了我内心的沮丧，看了一下手表，以向所少有的果决急急地说，‘你赶快回宿舍去准备，我叫管理处派车立即送你到车站，乘夜车走，后天凌晨赶回来，明天的会议，我给你请假，回来后，我再单个教练，……你啊，你啊，……’他用椰榆的口吻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你这会儿就有点气短，……’他看我愣着不动，便喊了一声，‘快，慢了就误了七点半的车子，给小谢一个突然袭击！

’……我简直像在梦里一般飞回了上海，反英雄气短之意，给儿子起名家杰，孙家的英雄豪杰！”

孙洪林停了下来，喝了几口浓茶。

“你看，我本想让你先去访问黎东辉，而后回来我再谈，现在竟然忍不住先说起来了！”

“如果支队长不累的话，”

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我想一直听下去。”

（三）颐年堂接见

“军事顾问团的团以上干部，乘一节专用卧车厢到达北京，恭候中央首长的接见，住在中央招待所乡村饭店，因为接见时间不断推迟，我们这些初次到北京的人就尽情地游览名胜古迹。

好像天下就是我们这伙人打下来的。

土包子忽然想开开洋荤，有人提出在中央首长接见时，提点要求，你们作家可以分析分析我们当时的思想变化，好像不借此讨回点什么，捞取点什么就觉得冤枉，心理不平衡。

要什么呢？在战争年代，军人三件宝——战马、手枪、表。

现在要赴越作战，战马是用不着的，手枪是不要也得带的，我们团以上干部，每人也都有块表，大多是战利品，配给指挥作战用的，当时，我一心要一块梅花牌的女式表，托人带给谢红梅，有人提出，出国了，要有点派头，要双黑皮鞋，有人要一支派克笔，全都是洋玩艺。

“你现在觉得好笑吧？当时可是认真到极点，要什么，争论了好久，才确定要三样：皮鞋、瑞士表、派克笔。

……连其他必须的物资一起列了个清单，提前交上去。

6月25日，朝鲜战争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我们才知道中央首长推迟接见我们的原因。

我们并不急于中央首长接见，从故宫、颐和园到长城、卢沟桥，尽情领略古都的风貌，发思古之幽情，感受着从硝烟战火中诞生的新中国的喜悦和一个战胜者的骄傲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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