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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第2页）

创制者皆把自己的主观意图放在里面，为的是大权独揽;俸禄的差别是重高官而薄小吏，厚京官而薄外放，成为一种通则。

用意所在，是昭然若揭的。

二是官吏权责的划分。

仔细考察起来，无非是专制君主及揽权者们弄权斗法的结果。

三是官吏的任用。

这在官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到官吏的职掌和权责。

中国官僚政治能动员全社会的一切文化因素而发挥其包容贯彻的性能，也是藉此制造并任用官吏的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

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来在统一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始终存在一个统治上的矛盾：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图，接受治化，同时，扩充的版图越大，要使人们心悦诚服就越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治化上的矛盾，自汉武帝起，就多方设法推行儒家的纲常教义。

纲常教义的重心在乎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亦即君权、父权、夫权的确认。

从表面看，只有君臣关系是有关政治的，而父子、夫妇关系则是有关家族的。

但中国纲常教义的真正精神，却正好在于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

中国一般读书人都很记得&ldo;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rdo;的格言，把表现的方式换一下，就是&ldo;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rdo;。

这在一方面说，是家族政治化，在另一方面说，又是国家家族化，伦理政治的神髓就在此。

这种政治的目的不在使全国的人都变成一家人一样互相亲爱，而在使全国被支配的人民都变成奴隶一般的驯服。

而且家族政治有一种连带责任：在有所劝的场合，就是&ldo;一人得道，鸡犬升天&rdo;;在有所惩的场合，就是&ldo;一人犯法，九族株连&rdo;。

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我们一套&ldo;修齐治平&rdo;的大道理;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而鼓励我们&ldo;以学干禄&rdo;，热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

这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

&ldo;做官发财&rdo;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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