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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2页）

其三，孙膑指出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他在《月战》篇中说：&ldo;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rdo;，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现。

中国的人文思想源于春秋，战国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在人不被当做人看待的专制时代，孙膑能指出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进步的。

从人文主义的论题出发，孙膑与孟子一样，也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

他说：&ldo;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rdo;所谓&ldo;人和&rdo;，就是得众、得人心。

&ldo;得众者，胜&rdo;，&ldo;不得众者，不胜&rdo;。

孙膑的这种以人为贵的军事思想，显然也是由继承《司马法》的&ldo;仁本&rdo;思想而来的，但提法又超越了《司马法》，是战国时代人文思想在军事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表现。

其四，孙膑在军事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

春秋时，由于盛行以车兵为主的方阵作战，阵法大多以&ldo;三阵&rdo;、&ldo;五阵&rdo;为主。

战国时，由于形成以步兵为主，车、骑兵为羽翼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所以军阵的阵法更加复杂化。

其五，孙膑在一系列战略战术上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指导原则。

如：他提倡坚持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在《威王问》中说：&ldo;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rdo;，主张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

这个说法显然继承了孙武&ldo;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rdo;的思想。

但孙膑并没有简单地吸收，而是把它从一般策略原则升华为战略原则，使它变成整军经武的急务。

孙膑还发挥了孙武&ldo;攻其所必救&rdo;的军事原则，把这一原则与&ldo;批亢虚&rdo;、&ldo;示之疑&rdo;、&ldo;示之不知事&rdo;等巧妙结合起来，取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

对于孙武&ldo;我专而敌分&rdo;、以寡敌众的战术原则，孙膑也有创造性的发展。

他提出对强敌要避开锋芒，而引诱迷惑敌人，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ldo;我卒并而击之&rdo;。

当然，《孙膑兵法》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会有局限和不足。

例如：它杂有阴阳五行的神秘成分，认为日月星辰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负。

有时对于战争中的地形等物质条件看得过于片面和绝对。

但这些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的价值，它是战国时期战争实践的理论总结，继承了前辈军事家的优秀成果，又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发挥创造，在我国的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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