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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部分（第3页）

〃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

〃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

你打算怎样？〃那青年说。

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

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

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

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

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儿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而唯有根正苗红的贫苦大众才可以拥有这种权利。

书中写道：

女儿曼萍，是个可爱聪敏的女孩子。

她在解放后成长的，因此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

相反的，在这个提倡平等的社会恰恰就是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

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

比如她想进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八十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六十分就可入学了。

……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

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极权统治与告密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导致人人自危。

这样人人都成了受害者与施害者。

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不敢说真心话。

对于天高皇帝远的暴君专制而言，这一人人都是暴君的暴民统治更加令人恐怖，因为你不能有任何精神放松的时刻，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个弦。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该信任谁，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说中，郑念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这一〃老大哥在盯着你〃的描述不仅让人再次想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

还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好：〃文学比历史更加真实。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下，监视与告密也就层出不穷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论与郑念同在监狱的狱友，还是她出狱时来跟她学英语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邻居与保姆，都在时刻监视着她，并时不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种隐私自由为零的状态很容易使人崩溃，这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这种不论在狱中还是在家中都遭受严密监视的状态，迫使郑念做出了离开中国的最终决定。

她回忆道：〃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

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

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应该说郑念在《上海生死劫》所描述的情形，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黄苗子与聂绀弩、冯亦代与章伯钧、英若诚的经历等等，都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一幕。

许多知识分子在平反之后都写了控诉那个时代的文章，说出了自己所遭受迫害的事实，但仅仅有控诉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反思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罪恶。

或许郑念是基督徒的缘故，郑念在小说中不仅有控诉，更有反思，这种反思表现了郑念对幽暗人性的深刻认识，她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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