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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2页）

&rdo;不过即便如此，日军俘虏能这么做，还是令人难以想象。

在拘留期间遭苏联人殴打的事情，以我自己的例子来看，就只有这么一件。

一九四七年春，我被派去挑选卷心菜。

冬天结冻保存的菜当中，有些解冻后坏掉无法食用，我们的任务便是把坏掉的菜挑出。

当时，在作业之中，我差点被揍。

那会儿，俘虏们会趁监视者不备，偷走挑出来的菜。

有一回，我不幸被监视的男人看到，他立刻作势要打人，我立马跪下，双手合十道歉求饶，还好逃过一劫。

准许俘虏抗辩的例子，在其他的西伯利亚回忆录中也有记载。

回忆录中还出现过在战俘营受到虐待的俘虏，向来自中央的监视官告状后，该负责官员遭到调职的例子。

[4]从这点来看，谦二觉得&ldo;比日本军来得好&rdo;的感想，似乎不仅是他个人的感受而已。

不过，苏联还存在着秘密警察。

从俄国革命后的国家保安局（gpu），一直到斯大林死后的一九五四年改称国家保安委员会（kgb），有不少名称与组织结构上的变迁。

谦二在西伯利亚期间，苏联的秘密警察与强制集中营一样，都受内务部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管辖（一九四七年起独立成为国家保安部）。

苏联军中存在着所谓&ldo;政治军官&rdo;（politicalissar）的隐藏势力。

革命后的苏联为了强化军力，仍旧采用旧帝俄时期的军官，但因为对他们的忠诚有所质疑，所以又配置了国家保安局的政治委员，这就是所谓&ldo;政治军官&rdo;的起源。

特别在斯大林体制下整肃红军之后，&ldo;政治军官&rdo;拥有凌驾一般军官的权威，甚至会介入作战指挥，屡屡造成指挥现场的混乱。

在谦二等人的战俘营，&ldo;政治军官&rdo;也屡屡出现。

特别是一九四七年末到来的&ldo;政治军官&rdo;，他因长相被俘虏们戏称为&ldo;进藤勇&rdo;[5]，大家都怕这号人物。

他们与战俘营的警备部队似乎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在隈部上尉的回忆录中，描写到亚夫马德林或塞思塔可夫时总是带着好意，对这些&ldo;政治军官&rdo;却写着&ldo;国家保安局的军官都是令人不敢恭维的人物&rdo;、&ldo;满脑子都是阴险的手段&rdo;等文字。

但理所当然的，俘虏们不太可能有机会去详细了解苏联方面的内部组织结构。

在当时的战俘营，除了负责管理的内务部国内警备队之外，还派有国家保安部军官、内务部俘虏管理局政治部军官等驻扎。

&ldo;进藤勇&rdo;究竟确切属于哪一单位，现在已经无法确认。

以下的描述便是基于俘虏们这种有所局限的观点而构成的。

二、《日本新闻》与壁报新闻

谦二所在的战俘营在一九四六年的后半年发起民主运动。

不过战俘们在此之前并非完全没有自发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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