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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1页）

读这段文字，觉得周作人很平淡，对其兄的行止，所述不夹带过多的感情。

其实，那段生活，可写、可纪念的很多，诸如怎样修改文稿，讨论文章，怎样出游，那些快慰的事情，他记叙得很少。

周作人很少直接写感激鲁迅那样的文字，几乎从未冲动地为文，但细读那冷静、平实的文字，感怀的痕迹，还是隐隐地含于其间的。

他从未真正的冲动过，这或许缘于他的性格，说其境界冲淡，大概也在其理。

但他晚年写了那么多关于鲁迅的文字，我想，那其中是有他的无尽的怀恋吧。

周作人不是一个能很好处理家庭事务的人。

如果不是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存在，十几口的大家族，他恐怕难有周转之力。

这是一个懂得谦让的人，只要不翻天，可以做学问，家中诸事悉听别人。

鲁迅把全家人搬至北京，他甚为满意，有一段时间，还想把自己的日本岳父岳母也接来同住，这虽有妻子的压力，但总的说来，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以他那样的个性，在不同性格的人中间生活，似不成问题。

何况还有鲁迅这样的支柱呢?

所以，有一段时间，周作人倡导日本的&ldo;新村主义&rdo;，那种浪漫的调子，和他的某种单纯的信念，不无关系。

倡导&ldo;新村主义&rdo;时，他刚准备和鲁迅迁至八道湾，正要过着其乐也融融的大家族的生活。

我觉得，1919年的周作人，还是很有些乌托邦色彩的。

家庭的团圆，工作的顺心，事业的丰收，使他多少有种踌躇满志的样子。

读周作人那时写的《访日本新村记》，不知怎么，便想起他与鲁迅及全家人共同去构建新生活的一种信念。

日本的新村，是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理想主义的社会运动。

1918年，他买了若干亩田地，创建了&ldo;新村&rdo;。

&ldo;新村&rdo;提倡&ldo;人的生活&rdo;，&ldo;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的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各人自己的事。

&rdo;这很有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生活的意味。

周作人从日本人的实验中，似乎看到了一种人类的前景。

这理论与实践，令他颇为鼓舞，马上就介绍到中国来，甚至像毛泽东这样的人，也被吸引过去，不久造访了周作人。

从倡导&ldo;新村&rdo;的过程，能见到他精神的温和、理想的一面。

我常常从他的这一面中，去理解他对自己的大家族的态度。

这大概可以找到某种互证的因素。

鲁迅似乎从未这样理想主义过，&ldo;新村&rdo;精神的提出，鲁迅却冷冷的没有反应，可见出他对黄金乐园的另一种看法。

周作人后来反省自己，提出&ldo;新村主义&rdo;，多有宗教式的情绪，有许多稚气在里面。

但这种反省，或说理想主义的破灭，也是在与鲁迅分手之后才出现的。

从个人生活的经历，来揣摩周作人的家庭观，或许有臆断的因素，但我确信，他后来的悲观主义的出现，与他的大家族的崩溃，也是有关的。

从与鲁迅的亲密无间，到后来的反目分手的过程，正是他思想急剧变动的过程。

此外，很难解释清楚这种转变的由来。

总而言之，在北京和鲁迅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里，他们大致是快活的。

在八道湾期间，两人创作十分丰厚，成绩卓著。

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白光》、《端午节》等小说，出版了《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珂童话集》、《一个青年的梦》等译著，并有《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的编定稿，杂文的数量更为可观。

周作人则有《圣书与中国文学》、《山中杂信》、《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贵族的与平民的》、《诗的效用》、《文艺的统一》、《小河》、《歧路》、《日本的诗歌》等。

这一时期，周作人出版了《自己的园地》一书，调子是明快的，似不及鲁迅那样的沉郁，文章大多是温和的说理、言志。

香山养病期间，周作人的情调虽渐露出悲观矛盾的一面，但文字照例清澈闲雅，不像后来那样浓厚的绅士味。

&ldo;五四&rdo;时代，周氏兄弟是以一体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

那时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把他们称为&ldo;周氏兄弟&rdo;，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文章中亦这样亲切地描述过他们。

查鲁迅、周作人的日记，常可以看到两人一同出席《新青年》杂志社、北京大学学生中社会团体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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