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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选派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欧美各国留学，本年选派刘复、朱家骅、邓萃英、杨荫榆等7人，于8月14日由沪乘船赴美，此举乃中国教育界教授留学之始。

同船的还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若干名。

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仍任北大前职。

1925年因参加北京学生声援&ldo;五卅&rdo;爱国运动，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遭北洋政府通缉。

眼望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性命堪忧，朱家骅先是躲进东交民巷附近的六国饭店，后来设法化装打扮，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秘密潜逃出京，回到原籍隐居起来，但暗中仍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

数月后，张静江、戴季陶等在广东参与国民党北伐，急需人手，秘密通知朱家骅前去任事。

此时蒋介石正以戴季陶为主要幕僚，并视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见朱应邀前来，积极拉拢，并竭力为朱家骅步入仕途铺路搭桥。

1926年7月，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

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所操控，并从10月起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黄埔军校校长任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深知办学之重要，亲自任命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顾孟馀为副委员长。

朱家骅借机入主中山大学，与徐谦、丁惟汾共同担任校务委员之职。

因其他几人都在校外担任重要职务，由朱家骅代理校务，主持日常工作，自此正式踏上了风险与机遇共存的仕途之路。

自1931年起，朱家骅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浙江省主席等职。

如今朱家骅正身居国民党权力中枢的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高位，主管党务，并借机大量安置亲信，在各大学设立党部，培植个人势力，可谓位高权重，声威赫赫。

在普通百姓或部分学者看来，翁文灏、王世杰、朱家骅等三人均是位高权重的党国大员，可谓高官厚禄，前程似锦，实在没必要再来争抢这个清水衙门的总管。

但翁、王、朱等三人却另有算盘可打。

一个显然的情结是，国民党部长大员的高位可以方便捞钱获利，但并不被天下儒林所重，相反地中研院院长不能大肆捞钱弄权，却可以赚取清廉高雅的名声。

特别是作为学者从政的一族，骨子里或多或少残存着读书人情结，渴望天下人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大贤者、大儒式的高官，而不是以土鳖、老粗或满腿泥水兼烟袋油子味的军阀面目出现。

面对这个学术最高研究机关的掌门人职位，几位儒生出身的高官自然不能不为之心动。

按他们的想法，只要能坐上这把盟主的交椅，便可威震儒林，名动朝野，达到鱼肉与熊掌兼得、名利双收之奇效。

--于是，一场明争暗斗的大角逐在警报声声的雾都重庆拉开了序幕。

行都灯火春寒夕

1927年，傅斯年与胞弟傅斯严（中）、同学好友何思源（右）于广州中山大学合影

当众评议员从全国各地抵达重庆，即将进入正式选举程序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作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按：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的翁文灏，突于1940年3月16日接到一封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给他的信函，内称蒋委员长&ldo;盼以顾孟馀为中研院院长&rdo;。

第二天，翁文灏、王世杰、朱家骅在与傅斯年、李四光等几位中研院各所掌门人会面时，转达了陈布雷信中的内容。

众人一听，&ldo;颇表愤慨&rdo;。

向来有&ldo;大炮&rdo;之称的傅斯年在震怒中本想当场发作，但又感到此乃&ldo;介公下的条子&rdo;，而顾孟馀又是前辈学人，同时也是自己当年在北大读书时的师辈人物与中山大学任教时的上司，甚觉不便，遂强按怒火答道：&ldo;我个人觉得孟馀不错，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识他，恐怕举不出来。

&rdo;随后，傅斯年又对在场的汪敬熙道：&ldo;我可以举他一票，你呢?&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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