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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2页）

后有研究者认为，陶孟和与傅斯年均北大出身，同为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陶还是师辈人物，人又老实平和，在许多事情上不与人争胜，傅斯年再霸道，也总得识大体，顾大局，不至于太不给陶孟和面子。

但事实恰恰相反，陶、傅二人就是这样你来我往、或明或暗地较起劲来，直至水火不容。

陶、傅二人关系发展演变至此，究其原因，乃陶孟和所率领的队伍，并非是梁山晁盖、宋江一帮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龙山入伙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强势集团，而只是如少华山入伙的史进、朱武等人，虽踏进梁山大门，却一直未能取得各门各派武林高手与绿林豪杰的敬慕。

更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领的这支满身&ldo;土包子&rdo;色彩的队伍，多少年来一直未有大的改观，欧风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颇有风刮不进、水泼不透的顽石状味道。

在藏龙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这支队伍也只能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屈居于花和尚鲁智深、母夜叉孙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与此相反的是，作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种先到为主、占山为王的霸气、骄气与傲气等&ldo;三气&rdo;。

据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回忆：&ldo;我与孟真接触频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当时南京成贤街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盘桓，和杨杏佛陪着蔡先生吃饭的机会更多。

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

蔡先生一个人独酌，我们陪他吃饭。

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

孟真也常去吃饭，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rdo;

程氏只看到对方仰天嘘气、鼻孔朝天的霸王神态，可能还没领教傅斯年狂话连篇、目空一切的冲天豪气。

据傅斯年自己坦言，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傅氏与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神情亢奋中，蔡与几人均喝了不少酒。

傅斯年乘着酒兴，以梁山好汉的作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ldo;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尔其以外，都要&39;郡县之&39;……&rdo;此番张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蔡元培大为不快，蔡当场&ldo;声色俱厉&rdo;地喝斥道：&ldo;这除非你做大将!&rdo;傅氏听罢，转头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顿时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气。

由此可见，在&ldo;北大之父&rdo;蔡元培身旁尚且气焰如此嚣张的傅斯年，又何以把一个普通师辈的原北大教务长、现在与自己同一级别的研究所所长陶孟和放在眼里?

当然，除外在的原因，更深层的症结还在于傅、陶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观诸方面，或如后来中国大陆宣传部门所称的&ldo;意识形态&rdo;不同与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时，主要研究社会学，接受的是韦伯夫妇的影响和理论体系。

韦伯与萧伯纳等人共同创立了费边社，在英国从事所谓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

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与韦伯夫妇和萧伯纳曾有过接触。

但傅氏对二人特别是萧伯纳本人颇为轻视，或曰深恶痛绝。

出生于爱尔兰京城都柏林的萧伯纳，自在伦敦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后，号称热心社会主义，从36岁开始，到94岁去世，58年里共写了51个剧本，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1年，萧伯纳到他深为好感的苏联访问，高尔基写信祝贺他的75岁寿辰，称颂他是&ldo;勇敢的战士&rdo;云云。

1933年2月，萧伯纳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几位大佬的邀请，尽管有不屑踏上中国领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于17日由香港到上海做了短暂停留，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名流匆匆见了一面。

萧在上海登岸，其意是&ldo;本来玩玩的&rdo;（鲁迅语），但还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大放厥词，认为&ldo;中国固无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国的乡间田野&rdo;云云。

许多中国人大肆迷信和吹捧萧伯纳，将其视为哲人与人类的大救星，并藉此抬高与其有一面之缘的几位大佬的身价。

但也有人当时就表示对萧氏的为人为文不屑一顾，较为激烈者，傅斯年算是一个。

十几年之后的1950年，傅斯年对萧伯纳的恶感依然郁结在心，如鲠在喉，甚觉不吐不快，于是写下了《我对萧伯纳的看法》一文。

文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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